编者按：

面对成因复杂、情况各异的困境儿童群体，基层儿童工作者如何精准地为他们提供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由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精心打造的“阿保说案”专栏，陆续推出系列真实案例，与大家共同探寻服务困境儿童的最佳方案。今天，让我们跟随护童侠阿保，一起来分享案例：说，还是不说——家庭重大变故是否该告知孩子

案例一

10岁男孩小凡，是一名服刑人员子女。在他一岁时，父亲因夫妻矛盾，失手将母亲杀害而坐牢，尚在襁褓中的小凡从此跟爷爷、奶奶和姑姑一起生活。为避免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他们举家搬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小凡至今不知妈妈是被爸爸杀害的，也不知爸爸坐牢的事实。虽然小凡会对自己的父母产生好奇，但家人选择对小凡隐瞒真相，只是告诉他爸爸在外工作。小凡不爱说话，性格软弱，自卑心重，在学校班级里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并发生了被同学欺凌的情况。

案例二

12岁男孩小鹏，父母均在外地打工，他和奶奶一起生活，5岁时父母离婚，又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生育了子女。对父母离婚这件事，奶奶一直瞒着小鹏，称父母工作忙。直到一天放学，邻居因和小鹏家闹矛盾，便对小鹏说：“你爸妈不要你了，他们有了新小孩。”小鹏回家问奶奶，奶奶无奈告诉他实情。小鹏感到又委屈又愤怒，一气之下把墙上挂着的父母结婚照片撕烂、把父亲给他买的礼物摔坏，从此闹着不去学校。

家庭“秘密”是否该如实告知孩子？家庭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基层儿童工作者遇到这样的求助，该怎么看、怎么办呢？笔者试着从三个核心问题入手进行梳理分析。

核心问题一：家庭中发生的重大变故，要不要告诉孩子实情？

案例一中，家庭坚持一直隐瞒实情，甚至举家搬迁，这个秘密被保护得很好。儿童，尤其是高敏感儿童，对家庭的情感氛围有惊人的直觉。随着小凡逐渐长大，一定能感觉到爷爷奶奶谈到“爸爸、妈妈”时的回避、悲伤和紧张，别的孩子都有父母，而自己的异常情况却得不到解释，家庭中有一个巨大的、不可言说的“空洞”和秘密。小凡或许有着复杂的情绪，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好奇、对自身处境的悲伤、对家庭秘密的困惑。因为真相被隐瞒，这些情绪在家庭中没有“合法”存在空间，他不能提起妈妈，不能问爸爸，甚至不能表现出悲伤，因为那会引发爷爷奶奶的焦虑。即使孩子不知道被隐瞒的事实，但会本能地感觉到“有些事情不能问”、“有些话不是真的”。一个人健康的心理发展，需要整合自己的生命故事，形成连贯的叙事，而小凡的家庭故事是断裂的、空白的甚至是被篡改的。这种“感知到的情绪现实”与“被告知的认知现实”之间的严重割裂，会让孩子陷入巨大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中，表现为对外界的疏离，小凡出现情感麻木、兴趣减退、自卑懦弱等情绪问题，这是“隐瞒”环境直接催生出的心理生存策略。

如果说案例一中小凡的秘密是家庭主动构筑的堡垒，案例二中小鹏的真相则是被外人恶意“捅破”的。案例二清晰地展示了“隐瞒失败”所触发的急性心理危机，这为我们分析“是否告知”这个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现实视角，让我们看到“隐瞒”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决策。秘密的守护依赖于所有知情人的完美配合，而邻居的恶意泄露揭示了这种控制的脆弱性。小鹏面对的是“被最亲的人系统性地欺骗”以及“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外人羞辱式揭穿”双重创伤，这种剧烈的羞耻感和信任崩塌，导致孩子愤怒、破坏、拒学等严重的情绪行为问题。如果家庭能早点主动告知孩子，而不是等到被动揭穿，情况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

考虑到隐瞒不是一个静止状态，而是一个具有高失败概率、动态的风险积累过程，笔者更倾向于“支持性告知”优于隐瞒。

核心问题二：如果家庭选择告知，该如何告知？

家庭选择告知需要在专业的支撑下逐步实施。首先，在告知谈话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具体话术和情绪崩溃时的应对措施。其次，确定由谁来担任告知者，最理想的是孩子最依恋、最信任的主要抚养人，由他们来和孩子谈话，能最大程度给予孩子安全感。如果抚养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谈话，可以考虑孩子信任的其他亲属。要选择在安全、私密的环境下与孩子完成谈话。最后，谈话后要分阶段持续开展心理支持。在谈话后的24-72小时，可视情由心理专业人员与孩子进行一次会谈，支持并评估孩子状况；在告知后1个月，密切关注孩子情绪、行为及家庭动态，根据情况增加心理访视频率；在告知后的6个月和1年内，持续进行跟踪回访。基层儿童工作者可协助家庭争取学校、社区的支持，如请老师创造更为包容的班级环境，安排友善同伴结对，在社区建立“知情关怀圈”提供多元化情感支持。

核心问题三：何时才是告知孩子的最佳时机？

确定要告知孩子实情，时机的选择就至关重要。时机不是单一的年龄数字，而是孩子、家庭、支持系统三重准备度的交汇点。

对于案例一的小凡，涉及亲人暴力死亡与服刑的极端创伤，这需要孩子的认知条件已经进入具体运算阶段后期（一般是9-12周岁），能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并对规则、对错、惩罚有基本概念，他开始持续主动询问关于父母的问题，这表明困惑已经对他的内心造成压力，这是启动告知的最重要内在信号。另外，还有两个关键的外部条件，一是家庭能够配合，家庭成员理解告知的必要性，并在告知后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二是支持性系统的建立，专业人员已经到位，干预计划已经制定，并能全程主导和陪伴。

对于案例二中的小鹏，涉及家庭重组与情感遗弃，最佳时机则要早得多，核心原则是“在孩子的疑问产生时，用适合其年龄的方式回应”。小鹏4-5岁时已经能理解“分开”、“不住在一起”的基本概念，当孩子第一次主动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就是最佳的告知起点，这是一个由抚养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动态的、渐进式的、从幼儿期开始的持续沟通过程，而非一次性告知。案例二中的小鹏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但依然存在一个“正确时机”，在专业人员帮助下，先处理欺骗和羞辱带来的创伤，再处理父母分离的事实本身。

作为基层儿童工作者，如果家庭因种种顾虑选择暂不告知，要尊重家庭的选择。如孩子已经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建议也要链接专业资源，此时心理干预的重心主要聚焦可观察到的问题，如直接针对孩子被孤立、拒学等行为问题进行干预。基层儿童工作者要注意职责边界，心理干预必须交给专业人士。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要时时关注孩子，若孩子出现更严重的心理症状，则须帮助家庭判断是否切换至更深入的干预模式。

对孩子最大的保护，不是创造一个完美的谎言泡沫，而是陪伴孩子，一起学会在真实的、哪怕是有裂痕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继续生长。

（撰稿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