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初探

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杨海

当代中国正处于“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这既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叠加式风险，如非传统安全威胁风险与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叉、同时并存，与国家利益拓展相伴随的国家安全风险正日益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大安全时代的现实安全需求，面向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风险实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勇敢的担当精神，力图回答和解决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国家安全观发展史上理论创新的一次重大飞跃与突破，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积极探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内在规律

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以及国外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精髓，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先前的国家安全思想(包括人们一度热议的“新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很多领域实现了新的超越，甚至是重大突破。这种超越与突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积极探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内在规律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开辟了国家安全思想理论的新境界。

从根本上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其“总体”性这一深刻意蕴中。在横向上，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的、辩证的、全面的眼光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意涵，使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一种开放的统一体，其内涵随时代的进步将不断得以丰富，外延也不断被拓展。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实可见的安全风险，还要关注正在日益显现的太空、深海、极地等领域的新型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每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都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不可分割。比如，就经济安全风险而言，经济安全不但要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前提，也要以科技安全、网络安全和资源安全为支撑。因此，防范某一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也需要统筹考虑，全面安排，如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安全风险问题越来越依赖于多边机制与合作对话这一带有“总体”性特征的共同安全思维来解决。在纵向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可持续性上。由于当下我国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并非短期性的问题，而是综合性复杂化的治理难题。因此，维护国家安全不能以追逐“短视”效应为目标，而应以长治久安的战略眼光分析与处理当下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既要立足当下还要着眼未来；既要谋求现实举措还要创新全程跟踪式的常态化治理机制。“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当前互联网的普及使其正在成为承载社会公益的新舞台，但网络公益虚拟化传播模式和效应也引发了诸多风险和问题。“政府应在监管规范、政策支持、创新引导、文化推进等方面对网络公益实现系统性管理，以健全整个社会的公益链、公益生态及可持续发展机制。”因此，当下社会治理能否持久关注与回应人民安全持续增长的需求是检验我国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可持续性”的一块“试金石”。

如果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内涵来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国民安全问题的深切关注。就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言，在国家安全构成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关注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又关注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安全保障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究非传统手段又采用传统举措；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传统与非传统集于一体，统筹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使之区别并超越于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以及不久前提出的“新安全观”。就国民安全而言，尽管国民安全是一个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仅是其中的“原生要素”，并非“派生要素”)，但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甚至“新安全观”都未真正对国民安全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而真正把国民安全上升到宗旨性、核心性与目的性意义的高度加以阐释的就只有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时，特别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国民安全问题的深切关注更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特征，从而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内容上更加全面，思想上更有深度，理念上更有高度，从整体上提升了国家安全观在我国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中的治理境界与效能。

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压缩”的现代化情境中，无数难以预测、盘根错节、不确定、复杂化的综合风险撕裂了人们长期以来构筑的“固若金汤”的各种防范举措。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风险防范同样没有完成时。改革越深入，改革风险应对中的矛盾就越顽固，越突出。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有时会产生异化现象，发展的副作用常常以“人为的”“变异的”现代风险登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规避发展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一个“求差”的过程：社会发展在打破原有平衡格局时又将取得一种“正向差异”。“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运用马克思社会系统论，社会有机体思想中的总体性思维尊重和关照差异，既要发挥差异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机制作用，又要关注与防范差异的消极性机理，以求社会有序化运行，并最终实现负向差异向正向差异的转化，以便更为有力、有效地规避国家安全风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原则，坚持以重大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观、价值观、矛盾观、正义观、利益观等观点和方法，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积极探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总体性特征与总体性治理的内在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国家安全风险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国家安全思想新境界。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理论化的新成果也是我们当下深入探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规律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且总体国家安全观目前尚未提及的新风险、新挑战。

二、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与增强国家安全风险应对执行力并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的确，没有意识到风险那是最大的风险。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才能更充分、更深入估量风险应对的难点和复杂性。由于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国国家安全正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风险、新挑战。这为我们增强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立足当下国情保安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增强公众总体性的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要任务。

历史与事实证明，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有强烈的问题导向、风险意识，更需要强有力的、有效的风险防范执行力。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才能筑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堤坝。增强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一大亮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的重要一极。他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充分阐明了这一鲜明的理论特色。他强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据此，增强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必须划清各权力部门的权责边界，避免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不分而导致的权力部门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等不良现象。这是遵循与实践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这一原则的重要前提。这将有利于增强权力部门在国家安全维护中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以便他们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既不把风险责任推向上级，也不把风险责任留给后人，更不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一些人为风险。二是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并将之上升为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提升的重要准则。这就要求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必须坚持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关于国家安全维护的原则、任务、职责、制度设计、保障措施以及公民和组织在国家安全维护中的义务和权利等相关规定。全方位打造多维的、立体的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提升的网状格局，以提升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的整体效能。这是践行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安全领域的最大风险来源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等方面的重大风险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应对这种带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问题的重大公共风险时，更进一步让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与增强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这两者同时相向发力。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与增强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执行力同时相向发力既要强调愚公移山精神，保持正确政治方向，不偏离党的中心工作“主航道”，又要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当前，我国国家重大安全风险常常以公共风险的形式出现。“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呈现集中爆发性、复杂广泛性和危害严重性的特点，公共安全治理面临重应急处置轻风险治理、安全意识淡漠、治理主体单一以及治理技术落后和能力低的困境。”且公共风险名目繁多，危害性程度很大，如建造核电站有可能会带来核泄漏、核爆炸、核辐射等相关的核风险，大城市汽车尾气排放有可能会造成人体各种新型疾病与不适等方面的风险。在防范这些国家安全风险时如果让诸如此类的公共风险“私有化”，那侵权法必将陷入治理的尴尬境遇。因此，公共风险“公共化”理应成为我们的理性选择。公共风险“公共化”在实践路径上就是要法院让位于行政机构，使政府成为公共风险的管控中枢。一方面，政府在规制中可以让公共风险在一个公众可接受的程度上存在与运行，以此实现整体性的社会福利的改善；另一方面，公共风险“公共化”就是要通过商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无过错赔偿基金等方式由公众一起来承担公共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害性影响与后果。因此，政府规制公共风险其实就是改侵权法的事后赔偿为政府的事先决策，改侵权法对受害个体的赔偿为政府对社会公众整体性安全的维护。这样，公共风险“公共化”其实质就是均衡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本。这种权衡就是要达到全社会风险规制的配置效率。从公共风险“公共化”这一系列过程来看，它更加迫切需要政府在规制公共风险时唤起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同时，还需要政府通过整合社会多方资源与社会多种要素来协调公共风险“公共化”问题，以此增强风险应对执行力，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风险意识的提升与增强国家安全风险应对执行力这两者同时相向发力的最佳状态。

三、创新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治理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与之相应的是，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的变化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正在全方位地、深刻地改变着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运行方式及其社会效能。这样，在社会转型分化之快与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之间形成的不同步、不协调、不适应，必然会引起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其中，结构性风险就是这一社会整体转型与变迁特定时期涌现出来的、文明冲突的社会后果。例如，由恐怖主义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境内外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威胁性结果，这种传统与非传统特征的安全风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使这些结构性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化。就带有非传统安全特征的生态安全风险而言，在一定情形下，水体或空气的跨境污染有可能会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进而演变成传统的国家政治安全风险。因此，社会历史是其主导性力量不断转移与结构要素转型变迁的发展史。

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不仅仅意味着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层面上的“总体”，它还蕴含着战略地、系统地、前瞻性地统筹国家安全风险中带有多层次性、多维性以及复杂化特征的结构性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基于这一结构性风险特征，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地破解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治理难题。

以创新治理结构应对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亦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总体性特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部要素即“五大要素”与“五对关系”来看，他们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性关系，这正是对我国社会整体转型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的一种理论回应，充分体现了结构化治理的创新思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就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性的国家安全风险治理方略。这“五大要素”就是“五位一体”的辩证统一体，即宗旨、根本、基础、保障、依托的统一，但这五者之间不是平面关系，而是立体型结构性关系，它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宗旨占据着制高点，根本处于最底部，而基础、保障、依托这三者处于宗旨与根本这两者之间，近似于同一水平的不同向度、不同方位，且这五者之间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动互适，形成不可分割的、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性关系的整体，勾勒出党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总体性图谱，体现出党对国家安全要素的结构性分析的理论创新和治理结构性风险的实践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就这五对关系中的每一对关系而言，都处于相互照应、不可分割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发展与安全一体之两面；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等等。从这“五对关系”的整体上看，这五对关系之间也是同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体之中。因此，无论是每一对关系的矛盾双方，还是这“五对关系”之间的关系，都构成相互影响、互动互适的矛盾统一体，这“五对关系”的结构性关系特征也充分体现出党应对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的重大创新。

当代中国正处于整体转型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整体性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当下推进结构化治理、应对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思路。学界有人认为，整体性发展就是对要素性发展的扬弃和超越，是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包括沿着纵横两个“坐标”的发展维度，整体性发展蕴含着深厚的结构化治理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渗透到各个领域，如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基本内容的“中国梦”这一发展目标的整体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统一于实践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整体性发展思路还蕴含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各种理论与制度之中。这些整体性发展理念正好照应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意涵，蕴含了以结构化治理应对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的价值追求。

在新形势下，维护好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重要任务。然而，经济安全风险在整个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中也具有结构性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辩证关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坚持持久战战略与歼灭战战术相结合的结构化治理方法应对结构性风险，力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这一系列的经济风险治理对策中，结构化治理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经济风险应对的始终。

当前，应对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应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部门之间的关联性增强，组织结构更加复杂，这为风险应对的联动效应创造了基本条件，但也有可能导致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不一致、不协调问题，甚至部分风险责任主体借此复杂的结构性关系试图掩盖和逃避自己本应担当的风险责任。其次，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展形成并残留下来的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本位的运作机制是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发展的重要阻力之一，要化解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中的权力本位而产生的风险，就必须以能力本位扬弃权力本位，以公平正义化解等级森严管控带来的风险等。再次，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即“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主体结构、格局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发展特点等方面各有其不同特质，但又互相联系、相互渗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面临这样的“双重结构”，我们要科学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改革风险应对规律，化解风险。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中蕴含了丰富的结构化治理的思想与理念，深入挖掘其含义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理解与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的、丰富的哲学意涵，又将有助于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结构化治理的思路与理念上升为科学方法论来指导应对当下各种新出现的、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风险。

四、以科学思维方法为引领积极应对国家安全风险

习近平阐述的科学思维方法内涵极为丰富，在此主要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方面来具体论述如何以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为引领积极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无论是就其中的每一种具体的科学思维方法而言还是把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它们都具有深刻而又丰富的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方法论意义。

从每种具体的科学思维方法来分析，战略思维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维蕴含的综合性、系统性、合作性、共同性与持久性等思维特质并使之既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观，也不同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国家安全重大风险问题为导向，尊重我国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历史规律，在汲取我国先前国家安全思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提出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即总体国家安全观)，历史思维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视野和历史发展规律中思考分析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进一步探索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国家安全风险防范规律。

辩证思维则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内部各方面以及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在当下国家安全风险高度关联的特定历史时期，安全问题异常复杂，如果处理不好，某个具体的安全风险就有可能在风险涟漪效应的作用下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

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还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在和平时期，我们必须以发展为重，兼顾安全；而若在战争年代，则反之。发展与安全同处于辩证统一的矛盾体之中，既要学会“弹钢琴”又要突出重点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安全风险难题，促进发展与安全向好的方面“转化”，进而不断提升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中的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法。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与外延将随着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拓展而得以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与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关联，该法是我国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需要而制定的一部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法律。其中有原则性规定，重点解决国家安全各领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亟待立法填补空白的问题，这就为今后我们制定相关配套法律法规预留了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思维解决当下不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风险、新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底线思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深水区，我们必须严格把控那些重点风险隐患的关口，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重大安全风险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严重的结构性风险与矛盾，必须加强防范预案，对于重大险情采取果断措施，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例如，在国际形势多变的情形下，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这个底线必须坚守住。当然，坚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线思维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而谋求绝对安全。谋求国家安全也要把握一定的“度”。在一定范围内，对安全的投入与安全的增加是成正比例关系，但如若超过了这个界限，投入所产生的安全效益则会递减。例如为提高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抗风险能力而增加军事投入能使国家更为安全，但如若投入过多而忽略经济发展甚有可能引发人们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动荡的风险。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这些科学思维方法的整体上看，它们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又不能相互取代，而统一于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实践。首先，战略思维从全局高度，用长远的眼光，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风险防范，而底线思维则从坏处着手，向好的方面去努力来规避国家安全风险。这两者相互对接，相互照应，共同构筑起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防线。其次，创新思维融入其他思维方法之中，体现出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之间的相互交融的整体性和统领性关系。从思维本质上说，创新思维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法，而是贯穿于其他各种科学思维方法之中的元素与方法论。因此，创新思维与其他科学思维方法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地为防范国家安全风险提供科学思维方法论指导。再次，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密不可分，融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对关系”既有战略思维的成分，又有辩证思维的要素。例如，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一方法论思想要求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应对全球风险的需要，也是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加强自身安全的重要思路，这又体现了辩证思维。

因此，当下我们如何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为指导分析与解决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是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关键所在。在我党治理思维调整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地运用多种科学思维方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机制，有效应对市场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相冲突的风险，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性格局的风险，积极应对大国崛起中出现的层出不穷的的新风险。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协同治理”。“协同治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思维方法论思想。在当下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化，在复杂化的形势下，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转换滋生了双重公共风险，这在一定意义上急切呼唤着蕴含多种科学思维方法的“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既包括“国家如何进行治理”，即政府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如何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如何提高政府实现“自主性”的能力)，同时，协同治理又包括“如何治理国家”这一问题，也就是将国家作为治理对象时如何协调好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只是将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停留在如何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层面，却忽视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性”治理的协同发力，那必然会约束协同治理中的协同性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多种科学思维方法中的总体性思维、整体性思想为统领，深入挖掘协同治理中蕴含的总体性意涵，发挥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中的各个具体思维的引领作用，发挥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之间的关联性作用，分析与解决如何以协同治理模式来应对全面深化改革中复杂多变且带有综合性特征的新型国家安全风险及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改革风险。

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重视国民安全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能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因此，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核心要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但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这两者的高度统一既体现了我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和优良传统，也彰显了党治国理政思想资源中蕴含的深厚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潮头，在汲取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的同时，自觉把唯物史观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等民本思想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最高工作准则，并贯穿于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的全过程，把人民群众视为“生命之本”和“力量之源”，使党性和人民性牢牢地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因此，国家安全风险应对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民心、智慧和士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让亿万人民团结一心，画出最大的同心圆，打造全民参与的“大安全”格局，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成为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的“支点”。

“人民战争”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紧紧依靠人民力量获得的克敌制胜的典范，在新形势下，“人民战争”中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样适用于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国家安全工作就必须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问题入手，始终把人民安危置于最重要位置，这是发挥人民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

纵观近年来世界各地纷争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无论是美国政府的一度停摆还是震惊世界的极端势力的暴行，这些国家政治危机的风险都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共识一旦缺失，社会裂痕必然加剧，最终会陷入动荡失序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境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洞察到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在推进当代中国整体转型中更加注重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在利益多元化时代更加强调国家意识，紧紧抓住“人心”这一最大的政治。例如，“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的实质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关键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增长点”。更好地固守住凝聚共识的圆心，拉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画出最大的民意同心圆，最大限度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性作用，凝聚起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更好地抵御国家安全风险。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为核心的部分，人民安全高于一切，统摄了其他各类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坚持把人民安全维护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追求。这是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蕴含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这一重要价值取向的根本遵循。维护人民安全既要正确处理好全体人民安全与每个个体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要正确处理好财富增长的安全效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安全效应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腐败风险的治理关涉“民心向背”的大考验，关涉是否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涉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在权利与责任这两方面创新方式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中人民主体性的发挥。在权利方面，从道德伦理的本真精神出发，摈弃儒家伦理思想中只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的单边“义务论”伦理观，积极引导人们尊重权利、维护权利、追求幸福，进而转换到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观构建上。在责任方面，我们要加强“心性”内治的责任伦理建设，即把风险意识内化到思想深处并转化为自觉行为，将“心性”内治与“理性”外治相结合，进而使价值导向体现人的真正“本性需要”，以民生建设为主抓手，积极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变外部“灭火式”风险控制治理为从根本上防止“起火式”的内在治理。综上所述，无论是权利本位的伦理观的建构还是“心性”内治的责任伦理建设，都贯穿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这进一步夯实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中人民主体性的基础性地位。

六、运用科学改革方法论积极消解改革悖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总目标就是为了防范与应对中国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然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啃硬骨头的改革，涉险滩的改革，会遭遇诸如利益固化的藩篱等方方面面的阻力。这样，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产生改革悖论，而改革悖论必然又会催生新的改革风险。这种新的改革风险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背景下，在实践二重性作用中产生的“异己”的、“反我”的力量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改革悖论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指数式增长与人的风险发展的相悖，社会结构的进化与风险扩张的相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悖，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的相悖以及阶层地位与风险地位的相悖等。这些改革悖论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变异的衍生物、副产品。更彻底地说，这些改革悖论的生成机理源于全面深化改革中制度漏洞背后的利益藩篱。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制度漏洞”会进一步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权力寻租、官员腐败，使那些“善于”利用制度漏洞的机会主义者成为改革中的赢家，进一步形成逆向激励机制，最终形成并强化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客观上，制度漏洞要求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去弥补、修复。然而，由于制度的“惰性”与利益固化藩篱的相互交织滋生了弥补制度漏洞的反对派，有时这种阻力还相当强大，这就是改革悖论的生成与运行机制。改革悖论与其背后的“制度漏洞”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风险源。一方面，制度漏洞本身就可能导致各种社会治理的疲软乏力，使社会公平正义走偏，失效；另一方面，制度漏洞背后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会各阶层无法有效实现合理流动，社会阶层的固化是当今中国不可忽略的重要风险源。以上方方面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使改革步履维艰，各种各样的新的国家安全风险应运而生。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注重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提高，注意处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学习外国与‘保持定力’之间的关系等”。

因此，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必须从改革悖论的消解中找到突破口，而改革悖论的消解必须从破解制度漏洞背后的利益固化的藩篱入手。

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改革定力论思想，这是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利益固化藩篱的前提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所谓改革有立场就是改革要坚持人民的政治立场，即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多元利益冲突风险的主轴，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路径来统领多元利益冲突风险的治理，使多元利益冲突风险治理有方向、有目标、有定力，为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赢得群众基础，为积极消解改革悖论，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创造必要条件。当前，我们必须谨防那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通过勾结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开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普世价值’思潮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改革定力论思想规避改革风险的一项具体实践。

其次，以习近平总书记改革担当论思想为指导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从根本上说，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已固化的利益结构，防止新的利益结构固化的生成。利益固化藩篱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改革政策不到位，改革执行力不强。例如，行政审批权改革不到位，“印把子”就难以交出来，权力寻租、奢靡之风就不可避免。要防止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固化的藩篱撕裂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就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改革担当论思想为指导，增强领导干部攻坚克难的自信心、进取心、责任心。古人云：世上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改革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要打破常规、敢于较真碰硬，敢于动奶酪。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对破解利益固化藩篱的担当内化为一种政治信念、发展能力与领导责任，以“万折必东不回头”的决心，以“赴百仞之谷而不惧”的勇气啃下利益固化藩篱这块“硬骨头”。

再次，习近平总书记改革特征论为利益多元的社会共治提供了思想启迪。啃下利益固化藩篱这块“硬骨头”，不是制度设计上的零敲碎打、碎片化修补就能完成的，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领域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和改进的联动集成，要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私家车变“专车”可能会扰乱出租车市场秩序；禁摩限电可能会让快递小哥“无所适从”，垃圾焚烧厂与核电站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该如何选址等一系列多元利益冲突风险问题进一步倒逼着我们必须充分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改革特征论思想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妥善协调好公民个体、小集体、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下正处于利益咬合越来越紧、政策与制度僵局打破越来越难的攻坚阶段，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避免多元利益方情绪化的利益表达，以宽容的社会心态，运用好法治思维积极引导多元利益各方在对话协商中理性地协调多元利益矛盾，化解各方利益冲突风险，以此打破制度与政策僵局，解决利益固化藩篱问题。

综上所述，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改革定力论、改革担当论以及改革特征论破解利益固化藩篱问题，消解改革悖论，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我们仍然需要充分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思维方法，这既受制于多元利益冲突风险化解中的“多元”性特质，也是探索消解当下改革悖论的基本规律的内在需要，应对各式各样国家安全结构性风险的本质要求。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