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文化”居于特殊的位置。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不仅将“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从“文化史”中解放出来，并且从“观念的上层建筑”到“文明”再到“文艺”等多重维度，表达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对文化的产生根源、发展规律及世界历史意义做了开创性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文化的现实性，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并受到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们强调文化与人的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紧密相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随着认识的深化，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上层建筑”概念，认为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的反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以说，经济基础塑造了社会文化形态和人们的文化交往方式，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察文化发展规律。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原有的生产关系会变得过时，从而引发社会变革。因此，当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原有的生产方式时，整个社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强调生产力进步和文化发展之间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存在“不同步”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希腊艺术和史诗为例，强调艺术的繁荣并不总是与社会整体或其物质基础的发展程度成正比。这意味着即使是在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文化仍然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反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文化未必表现出相应的繁荣。恩格斯也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文化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致信康拉德·施米特和瓦尔特·博尔吉乌斯时，就深刻论述了文化、法律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尽管经济条件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这些上层建筑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构建之中。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可以主动影响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生产的强迫性质和文化商品化导致的精神异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超额劳动实际上被用来支撑和发展资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并非真正属于劳动者或全社会。因此，推动“文化进步”有助于劳动者从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实现新文化的发展，既要对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加以改造和吸收，更要建立文化领导权，使文化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就是一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文化奋进的伟大发展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不断凝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在实践上引领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与党的科学理论深入互动、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伟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锚定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