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于钦在其《齐乘》卷四《城郭》中记载，青州曾经有一个古城，唤作“索头城”。其原文记曰，“临淄东南二十里，女水之南。后魏慕容白曜围沈文秀于青州，筑此城，因有索头村。”
康熙《临淄县志》也有此记，似乎就是取自于《齐乘》的内容。
也就是说，南北朝时期，在北魏与南朝刘宋交替的年代，北魏将领慕容白曜领兵攻伐青州，首筑索头城，并以此为根据地，把刘宋王朝的名将青州刺史沈文秀困于青州城内。
根据于钦的这一记载，在他那个时代，临淄故城东南二十里，女水之南，应该有一个村庄叫作“索头村”，而这个索头村就始于慕容白曜所筑的索头城。
那么，这个索头城，或者索头村，究竟在今天的什么位置呢？
不妨与我一同推敲一番。
无论是从村名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其方位上讲，以临淄故城，即今齐都村东南角为圆心，以约二十里为半径画圆，在其东南方向，而且又在女水水系支流河道以南，现如今确实有一个村庄极像是“索头城”的所在。
它，就是核桃园村。
《青州市地名志》记载，明初，核桃园村人崔迪，通贯经史，被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召授为青州府儒学训导。
可见，崔氏在明初已经居住在核桃园村。虽然无从得知该村在明初叫什么名字，但是，核桃园崔氏在明初非常有影响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历来都有盛传，说朱元璋年少四处流浪、到处乞讨来到青州之时，曾经得到崔迪的厚待，所以在他发迹当了皇帝之后，为了报恩才封了崔迪的官。
向来，都不可把传说太当真，听听而已。
《青州市地名志》还有记载，核桃园村《崔氏族谱》有记，“考我世系，祖贯青州，古有核桃园庄”。
这说明，第一，崔氏自古以来就是青州有名的氏族；第二，核桃园村的历史很悠久。
《青州市地名志》说，明嘉靖《青州府志》记载，“高皇帝（朱元璋）曾尝幸其家，迪敬事焉，洪武初，召授为青州府儒学训导，转益都教谕，擢左春坊，左赞善”。
“迪敬事焉”，很像是说，在朱元璋发兵经略山东，到达青州之时，崔迪恭恭敬敬地“侍奉”了红巾军，对于朱元璋的大明江山有莫大的功劳。
审时度势以“敬事焉”，是青齐崔氏一族自古以来的家学。以至于，在历史长河之中，青齐崔氏名人，屡见不鲜。
古青齐崔氏源于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齐丁公之后人，崔杼。东汉末年，世代居清河的崔杼后人崔林任御史中丞；魏文帝时，历任幽州刺史、大鸿胪、司隶校尉；明帝时，升任司空，封安阳亭侯，后进封安阳乡侯担任司空一职。崔林堂弟崔琰先为丞相曹操的谋士，封魏公，为魏国尚书，迁中尉。
崔氏自此迅速发展，至南北朝时期，渐为“北方甲族，居山东士族之首”。据《崔氏族谱》所载，自东汉到唐五代共二十世120人中，达官显宦及有功名者多达115人。
然而，北魏时期，留居清河的崔氏逐渐失势，迁居青齐的崔氏却迅速发展，出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名人如崔光、崔亮、崔光伯、崔道固、崔敬默、崔敬远、崔信明、崔圆、崔国辅等等不胜枚举。
崔光，北魏重臣，赠官尚书令（宰相）。其祖父崔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号称青州时水房崔氏，因时水也称乌河，所以又称青州乌水房崔氏。
崔亮，为清河望族崔琰六世孙崔琼之后。崔琼曾担任后燕慕容垂的车骑属。按《魏书》所记，崔琼之子崔辑跟随慕容德到广固城，全家徙青州，世居东阳城，号称“青州房崔氏”。
据《崔亮传》，崔亮曾先后任尚书郎，中书侍郎，兼吏部郎，后任尚书仆射，兼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吏部郎，领青州大中正，度支尚书，都官尚书，散骑常侍，安西将军、雍州刺史，抚军将军、定州刺史，持节都督诸军事，镇北将军，殿中尚书，吏部尚书，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加散骑常侍。“正光二年秋，疽发于背，肃宗遣舍人问疾，亮上表乞解仆射，送所负荷及印绶，诏不许。寻卒，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赗物七百段、蜡三百斤。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贞烈”。
至隋唐时期，这两房崔氏依然为望族，子弟遍布朝野，其中有崔信明、崔圆等显贵，而崔圆又最为显赫。
崔信明，青州房崔氏，唐朝秦川县令，益都人，以诗文著称，北魏七兵尚书崔光伯曾孙，祖父崔縚曾任北海郡太守。
崔圆，唐代益都人，曾任剑南节度副使，为崔亮的八世孙。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乱西川，感念崔圆之敬事，拜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剑南节度使，后唐玄宗让位于肃宗，崔圆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乾元二年（759年），唐朝军队作战失败，崔圆弃城不守被剥夺各种官职。不久，因名将李光弼推荐，又任怀州刺史、汾州刺史，政绩突出，擢升淮南节度使，六年后回京，相继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左仆射、入知省事等官职，64岁去世，赠官太子太师，谥“昭襄”。
这就是核桃园《崔氏族谱》“考我世系，祖贯青州”之说的由来。
不仅仅是“祖贯青州”，更重要的是，青齐望族崔氏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都能把握住方向。祖上形成的相时而动、顺时而为的政治、文化基因，已经深入崔氏家族的骨髓。这正是明初“迪敬事焉”的原动力，是明初核桃园崔氏发迹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此论证，说核桃园村就是“索头城”，确实证据不足。
还得去实地走访。
耗时一整个下午，与核桃园村党氏和崔氏家族文化老人的交流，使结论更加明晰、更加确切无疑。
该村83岁的文化名人，崔德信先生让我查阅了他们一族的家谱。
其家谱最早编修于康熙五十三年岁次乙未，该谱称“明太祖高皇帝尝幸其家，我祖延为上宾，敬事不懈。后明太祖，荣登大宝，驾坐金陵，特招入内，擢授翰林院大学士，左春坊，左赞善。恩赐诰命白金文绮龙头柱杖、一品服色，一宠异之。秩高谢恩，辞命归里，又笃素谊，封青州府儒学正堂，双俸养老。”
细读这一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并非像世间所传的那样，朱元璋年少为崔迪打短工扛觅汉时，曾受到崔迪的优待。“明太祖高皇帝尝幸其家，我祖延为上宾，敬事不懈”，这句话更应该被理解为，朱元璋在经略山东驻扎青州之时，崔迪看透了政治形势，在当时地主大户组织武装与元军一起对抗红巾军的大背景下，倾全家甚至是全族之力，支援了朱元璋的军事行动。
试想，崔迪怎么可能会对一个“毛孩子”“延为上宾”，并且还“敬事不懈”呢？这与朱元璋为其打短工扛觅汉之说，也是完全相悖的呀！而且，该族谱编修于康熙年间，已经远离明朝时代，崔氏族人也没有必要为朱元璋的这一段令人感到窘迫的“不堪史”遮遮掩掩的呀！
但是，“明太祖高皇帝尝幸其家”一句，在《崔氏族谱》的补遗和以后的谱序中，变成了“明太祖潜龙时常寓其家”，并且明显对此进行了艺术加工，神话的成分颇多，实在不足为信了。
再说一说“明祖山”的传说。
《青州市地名志》记载，“民间传说，朱元璋年少时随母逃荒至核桃园村，为崔迪家放牛，曾与伙伴在此山垒筑石台，面南而坐，戏称帝王，后果得天下，称太祖，山因此得名”。
这一听似合情合理的传说，却也有令人疑惑之处。
第一版《青州府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即公元1565年，此时已是朱元璋“尝幸其家”之后200年了，但是该《志》依次提到了今青州城周边的云门山、劈山、驼山、凤凰岭（即云门山北的凤凰山）、冶岭山、尧山（即尧王山）、二王山（即二王冢）、大龙山、二龙山、九迴山、方山（驼山南不远）、石膏山（即玲珑山）、青山（城南十里）、黄山、香山等，唯独没提明祖山什么事。可见，明祖山在当时还不出名，更确切地说，还未得此名。
走访中，从核桃园村老人口中得知了可能的真相。崔德信老先生对其崔氏一族有着很深的研究，草稿有厚厚的一摞，他说，其实明祖山原本叫做“墨子山”，并且特别强调说，“墨”读作mei音。再作深入探讨时，66岁的退休教师党世良等老人说，称明祖山，只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此山原本叫做米子山、民子山、明子山、麦（音mei）子山、墨（音mei）子山。究竟叫什么，没人说得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山称明祖山的历史确实不长。
正在困惑之际，党世良老先生提到了他所了解的朱元璋戏称帝王的故事。
朱元璋在明祖山上戏称帝王，并非垒石而坐，而是坐在一把固有的石椅上，不是面南，而是向东。这把石椅，在现在已经拆迁安置了的原神旺村村西，明祖山半山坡处，石椅东向，即似人造，又像天成。党世良先生说，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还上去坐过，当时该石椅椅面呈蘑菇状，坐上去脚正好着地，石椅还有个靠背，靠背是一块立石，靠背石与椅面若即若离，似连非连，靠背石的顶部接近其颈肩部。靠背石的后面就是山崖。
听到这里，我告诉他们说，这应该就是“米子山、民子山、明子山、麦（音mei）子山、墨（音mei）子山”名称的根源了。应该是先人把这把石椅作为重要标志而命名的这一山体，也就是说，它本应该叫做“椅子山”。
古代汉语中，相同相近部位的发音难以区分，其实在现代方言中有时也是分不开的，比如r与y，z、c与s，s与sh，c与ch，in与en，等等，结果，“日子”读成了yizi，“人”读成了yin或者len，“林”读成了len，“灯”读成了dong，“彤红”读成了tengheng。
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在古代汉语中，y与w音，而w与m音很是接近。而《说文解字》对“椅”字的注解是，“从木，奇声，於离切”。而在青州一带的方言中，“倪”（ní）读作yí音，“泥”（ní）读作mí音，有时又读作近似mié等的音。所以说，“米子山、民子山、明子山、麦（音mei）子山、墨（音mei）子山”，都可能是“椅（音mi）子山”的转音。
本来古汉语中，“明祖山”的读音与“椅（音mi）子山”有点儿接近，又加之朱元璋年少为崔迪打短工抗觅汉的传说，“椅（音mi）子山”也就终于被附会成了“明祖山”。
后来与闫玉新老师交流时，闫老师指出，在清光绪《益都县图志》中，就有明祖山的称谓了。
那么，会不会在清朝期间，明祖山就已经有了“小名”和“大名”，也就是“俗名”和“学名”的称谓了呢？毕竟在老人们的共同传承中，明祖山本来是叫作“米子山、民子山、明子山、麦（音mei）子山、墨（音mei）子山”的呀。
这，仍然指向了一点，明祖山原本可能就叫作“椅（音mi）子山”。
那么，核桃园村在明初或者元朝时叫什么呢？
遗憾得很，无人能够回答得上来。
对于核桃园村一名的民间记载，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核桃园村《崔氏族谱》；而官方记载，最早见于嘉靖版《青州府志》， “崔迪墓在核桃园”。但是，核桃园这个名字，虽然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经使用，但是，该名称也未必就是明初或者元朝时期的称谓。
该村83岁的崔德信老先生也说，只知道老辈里传说，村名因一片古核桃园子而得，但是，祖上传说，始祖崔迪从青州城迁来安置的时候，也没见什么核桃园子，核桃树倒是有一棵，但不是一片，它矗立在梨行里。
核桃园村民告诉我，梨行是一个微地名，在现在村庄的东南，与原核桃园村隔着一条小河道。
由此可见，这因古核桃园子而称村名的说法，确实值得存疑。而探讨过后，党世良老师、崔德信老先生等也认为，这种怀疑很有道理。
当我说“索头城”、“索头村”才是核桃园村名的由来时，他们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不过，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观点，并说很可能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崔德信老先生，以及众多核桃园村现今六十七八岁以上老人的记忆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改造农田之前，核桃园村西南，从现今已经拆迁了的玉皇庙村方向，延伸过来了一条很宽很深的河道，这条河道在村西南角一分为二，一条河道宽而深，向北经村西侧东北流，至村西北又向东流，至村东北角注入响水湾；另一条河道窄且浅，从村南向东流，至村东南角汇合黑虎泉水，经村外向北流，汇入村东北角的响水湾，然后，水向西高村方向流去。该河是裙带河，也就是女水的一条支流。
较宽而深的河道，绕村西村北，形成了一个巨型的牛锁头的形状；而窄而浅的河道，则绕村南村东而过，恰似牛锁头上的绳子。两条河道中是一块相对的高地，南北约350至400米，东西约250至300多米。这里地形相对封闭，地势高爽，正是屯兵驻防的好地段，而它距古代从临淄通往青州的交通要道不远，兵马从这里进逼青州城绝对方便。
按照于钦的记载，临淄故城东南角向东南方向，相距约20华里的地域之内，在女水支流以南，再也找不到一处这样的地带了。
更为关键的是，“核桃”在青州方言中常被读作“huotou”，这个音实在是太像“suotou”了。而“suotou”这个音，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吉利了。我想，这应该就是“索头村”改称“核桃园村”的原因所在。
至于核桃园村崔氏究竟是什么年代迁居至此的问题，其族人一致认为，是始祖崔迪由青州城卜居于此的。对于这一点，也有不大不小的疑问。
假如崔迪卜居于此是核桃园村崔氏氏族的发端，到朱元璋“尝幸其家”之时，顶多崔迪在此居住了三四十年之久，那么，历代谱序中所记的、“道贯经史”的学问家崔迪，是如何边做学问边发家致富，以至于成为当地“首富”的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走访崔迪后人崔善庆老人（临淄区北羊村，现年71岁）归来，心中困惑依然难解。再细读核桃园村《崔氏族谱》，结果发现，光绪二年岁次丙子，由崔迪十五世孙龙骏爱村等监修的《核桃园族谱略序》中有这样的说法，“族贯青齐地，世居核桃园，户已大矣。然，被兵冲散，九族乃离，迁逃无定，未能悉知，惟迪族兄弟，讳达，徙居东庄四十余里崔家集。达祖下世仍归祖茔，崔家集谱载甚详。”
光绪谱序的这一记载明确说明，在崔迪之前，核桃园崔氏居住于此已经不是一代两代的事了。只是在元朝末年兵乱之时，族人各自逃难，七零八落，不知所踪，唯独有崔迪坚守故土，另外确切地知晓，崔迪的二弟崔达，逃到了核桃园以东四十多里的崔家集村（今东夏镇崔家庄）落户，并且崔达去世后又返葬在了故土核桃园村。
这一推断应该属实，否则的话，假如崔迪、崔达本是从青州城迁出，各自卜居一地，崔达百年之后，是万万没有葬到核桃园去的道理的，更何况这是在古代，并且两地还相距四十多里呢。但是，事实上，崔达墓葬确实就在核桃园村。
这样一来，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
历朝历代的更迭，都是资源和资产的重新分配，而且往往都会经过诉诸武力的残酷斗争。元朝末年，红巾军领袖毛贵两进山东之时，核桃园村崔氏大户，不甘心把自己祖上积攒的家业拱手相让，自然会凭借索头城原有的“城防”设施，又将其加以修筑，也有可能采取了“苟且”的措施，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得以保全。
至正十七年(1357)二月，毛贵率红巾军从海州入海，乘船至山东半岛，然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首次占领山东全境，之后，经河北省进攻元朝大都（今北京），结果发现自己既无后援又无侧应，作战屡屡失利，被迫退守山东。但是，此时的山东境内，元朝势力已经凭借地方地主武装的帮助死灰复燃，重新占有了山东。不得已，毛贵又再次征战，打垮元军与地主势力，再次占领山东全境，然后从青州（时称益都）出兵，二次北伐，迅速推进，前锋直逼元朝大都，但是很快又因孤军无援，不得已退回山东，占据益都，设立益都行中书省，被龙凤政权授为平章，管理在益都的一切军政事务。但是，后来，毛贵被其部下赵君用暗杀，远征辽阳的毛贵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立即从海道回师进入青州城，杀了赵君，随后山东的红巾军内部发生重大分裂，相互残杀。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军占领山东大部，红巾军将领田丰等投降，红巾军仅剩益都、莒州座孤城。至正二十二年(1362)夏天，投降元军的田丰、王士诚，刺死了元军将领察罕，重新回归红巾军，进驻益都城。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一月，元军凿地道攻破益都，田丰、王士诚被元军剖心杀害，其余将领也被杀。
至此，占据益都长达5年之久的红巾军彻底惨败，青齐大地自然也就“姓了元”。在这样的时局动荡之中，地主大户借助或投靠元朝势力以报“泥腿子”的“不共戴天”之仇，似乎是人之常情。这时的核桃园崔氏也就重新依附了元军。
后来，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当朱元璋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带领25万大军，经略山东之时，地主大户的子弟或被剿灭、或被打散、或见势不妙怕被清算逃难去了。核桃园崔氏的子弟，因为怕遭受红巾军的清算，也就这样散了，但是，看透时局变化的崔迪，不但带领自己的家人留了下来，还热情“拥抱”了朱元璋的大军。
再查史料得知，明嘉靖《青州府志》有这样的记载，“崔迪，字惟吉，益都人，家世业儒，通晓经史，长于理学。至正末，高皇帝曾尝幸其家，迪敬事焉”。至正，是元惠宗的第三个年号,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自公元1341年开始，至公元1370年结束。
“至正末，高皇帝曾尝幸其家，迪敬事焉”，这不正是崔迪倾力帮助朱元璋平定青齐的元朝势力的铁的佐证吗？
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在《明朝益都县学官•益都教谕二十七人》中，有“崔迪……至正末，高皇帝尝幸其家……（见《旧志》）”之语。但是，在《人物志•儒学传•崔迪》中，却又说，“太祖微时尝至其家，迪敬礼焉”，并在此文后记曰，“以《旧志》及墓碑修”。
由以上观之，“至正末，高皇帝曾尝幸其家，迪敬事焉”之说，出自嘉靖版《青州府志》；而“太祖微时尝至其家，迪敬礼焉”一说，很可能出自于核桃园崔氏的祖茔碑记。
我们相信，嘉靖版《青州府志》的说法，应该更为准确。
《明史》的对于朱元璋的“微时”是这样记载的：“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徐寿辉僣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赏。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
崔氏祖茔碑记，很可能是在后来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变了味的传说故事。
另外，在走访中了解到，核桃园村崔氏从临淄区北羊村族人的碑记中获悉，迪祖共有兄弟四人。核桃园村崔氏族人，在北羊村族人崔相臣先生的主持下，考察到了三祖、四祖的去向，三祖后人现居青州市高柳镇崔家庄，四祖后人居平度市长乐镇崔家疃村。
高柳镇崔家庄崔氏道光九年族谱记曰，“始祖居核桃园，后迁饮马庄，凡几何年于今概不可考。惟我始祖名道者实于万历六年自饮马庄徙居崔家寨，即因以为始”。
按此所记，崔家庄崔氏始祖崔道于1578年从饮马庄迁来。这明显不对！因为，崔家庄崔氏现已传至26代。在短短的441年里传到26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青州、临朐、临淄、寿光、昌乐、诸城、安丘等县市之中，凡始祖是洪武初年迁来的，无论什么姓氏，大都传至25至27代，个别的族姓刚刚有第28代。这样算起来，大约每23至25年传承一代。
由此看来，崔家庄崔氏应该是把迁往饮马庄的一世祖作为一世祖来记的。
走访饮马庄得知，在前饮马东南原有数座坟冢，村人自古相传，它们叫作崔家坟，但是究竟属于哪一崔家，竟无人知晓，而且，现在的前饮马庄并无崔氏族人。从崔家庄崔氏的记载来看，这或许应该是其先人在饮马庄居住时的祖茔地吧。
核桃园崔氏的族谱记载，其六世祖崔应春迁到了这一个崔家庄。而从传承年代上粗略估算，崔家庄崔氏应该是在第八世左右从饮马庄迁来的。
但是，按照崔家庄崔氏族谱记载，其谱上并无先人崔应春，而崔家庄崔氏都是崔道的后人，别无二崔。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极有可能是，崔应春的后人传着传着就没有了后人，自然崔家庄族谱中也就没有了对他的记载；也或者可能是，崔应春的后人从崔家庄迁走了之后，崔道的后人才迁过来的。
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四祖崔通居平度，相距遥远，核桃园村崔氏康熙族谱中没有关于四祖的记载，属于正常，但是，为什么没有三祖的记载，却有二祖的记载呢？二祖崔达居四十多里以东的、今东夏镇崔家庄，而且百年之后葬回了核桃园村的祖茔地；而三祖始居前饮马庄，仅与核桃园村直线相距约10华里，三祖后人所居的崔家庄与其直线相距也仅约20华里。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真是因为崔迪祖有功于大明一朝，而崔道祖有罪于大明，又加之大明王朝实行严刑峻法，就连文人都有可能大遭文字狱之累，所以，在整个明朝，崔道祖及其后人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敢与崔迪祖及其后人相认？
再访核桃园村，与对核桃园崔氏文化深有研究的崔怀永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归来后，思前想后，还是想对核桃园村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另一困惑进行大胆的假设。
青州市博物馆现收藏着四个巨型石人，标注为出于核桃园村，馆内工作人员称是崔迪墓前石像。然而，据核桃园村人说，它们出于村东南的古墓。该古墓，自古被称作丞相墓。而崔迪墓在村西南，在原玉皇庙村的地内，二祖崔达墓在墓地东北角，崔迪祖墓在其西南附近，崔迪墓前原有盘龙石碑，碑文记载颇为详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石碑被彻底毁坏，墓地原有99棵古松，但无石像生。按照明嘉靖《青州府志》的记载，崔迪只担任过“青州府儒学训导，转益都教谕，擢左春坊，左赞善”，最高官职是“左春坊，左赞善”，只是个从六品的官，而明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去世后才配享石像生。另外，崔延乐老人介绍说，2008年省文物考古队对村西南的崔迪墓进行过探测，结论是，崔迪祖的墓穴约7米见方，墓道朝西。
有传言称村东南的古墓是王延龄墓，然而他们自己也认为此说怪诞，因为王延龄实为小说、戏剧、野史中的北宋丞相，根本就是虚构。也有传言认为，王延龄的原型是王曾，会不会是王曾墓呢？但是，王曾墓在郑母村一带，确实是事实。
该古墓有石像生这一点，足以说明这不是虚葬墓，而世代传说其为丞相墓，所以它有可能属于归葬故里的丞相或者丞相一级官员的墓葬。
另外，有一点不得不说明，从古墓往南，在相距3华里的地方，在原普通镇政府驻地以西，也曾经有两个相对而立的石人像，相传那里是丞相墓的南大门，如今这两个石人也被收藏在青州市博物馆内。
相距3华里，北边一组石人像，南边一组石人像。假如他们同属于一个墓葬，这规格确实够高的。然而，这石人像的摆放位置又不对了，如果属于同一个墓葬，这两组石人不应该是南北分开的，这似乎不符合规制和惯例。
元、明两朝的谕葬，规模上远比这要小得多，而明十三陵的石像生也只不过排列在南北800米的直线上，而且文臣武将都是在离皇帝墓穴最近的地方。
所以，可以大胆假设，它们本就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墓葬。
而对于这两个墓葬，元代、明代、清代的地方志中都无任何记录，这足以说明其年代的久远。这自然又让人想到了历史上的崔氏名人。
据《山东区域文化通览·潍坊卷·第四章》记载，青州房崔氏始祖崔琼的曾孙，崔元孙，官居刘宋的尚书郎；崔元孙的儿子崔亮，曾任北魏的尚书郎，中书侍郎，兼吏部郎，后任尚书仆射，兼尚书左丞，度支尚书，都官尚书（即后来的刑部尚书），殿中尚书，吏部尚书，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
尚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府高官名称，始于秦，西汉沿置，掌文书及群臣章奏。东汉时期，政务归尚书，尚书令是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魏晋以后，实为宰相之职。侍中是事实上的丞相；太常卿一度是九卿之首，位似丞相；左光禄大夫正二品；尚书仆射，尚书令为虚职后，成为尚书省的长官，尚书右仆射为副长官。
因此可以说，崔元孙、崔亮实际上就是副丞相或者丞相。
所以，崔元孙、崔亮以及上文提到的唐代崔圆（曾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左仆射），都很有可能是核桃园村丞相墓的真正主人。
深夜思索至此，就此搁笔。次日青州市博物馆一开放，我马上就去展厅，并拍得这六个石人像的图片，如下：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1—4四个石人像和图5—6两个石人像明显属于不同的造像风格。前者有明显的汉人特征，而后者有少数民族的特点。依据“南大门”的传说，以及基本呈正南正北的排列情况来推断，此六者应该是在同一家族的两个显赫人物的“陵寝”之内；而北部墓葬属于汉族人的官员，南部墓葬则很可能属于少数民族官员。
与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瑞霞女士探讨时，她说，这些造像的服饰为汉服，历朝历代都有使用，其官帽形式在元明之前也有使用，这些造像明显属于两个墓葬无疑，不排除为南北朝时期所造的可能性；当时博物馆将其界定为崔迪石像生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当时核桃园村的文化老人认为他们是为崔迪所享有。
至此，墓主的指向性似乎更加明确了，一个家族之内，有两个丞相级高官，分属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朝代，也就只有南北朝时期的崔元孙和崔亮二人了。崔元孙是刘宋的高官，刘宋是汉人所立的王朝；而崔亮是北魏高官，北魏为鲜卑王朝。
另外，北墓葬的石人像明显比南墓葬的石人像高大很多很多，这会不会是崔亮的临终嘱托，以此表示对父亲崔元孙的尊重呢？
当然，这也仅仅是猜测而已。
另外，有人可能会质疑，如果核桃园村就是曾经的索头城，那为什么这里不见当时的遗存呢？
这是因为，慕容白曜筑索头城以攻青州城，历时太短，仅用三年就击败了刘宋的青州刺史沈文秀，泰始五年（469年）正月二十四日，东阳城破。此后，索头城便成了“民居”，并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以上是我对索头城、索头村的，所谓的考证，让大家见笑了。
不过，我真地希望，本文能够或多或少地向各位专家提供点研究的线索。
补记：
重访核桃园村，再次与崔德信老先生谈及核桃园村名的由来时，他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形似牛锁头的“索头城”，实际上就是两河围成的河套地带，河套读作huotao，所以演化成了核桃园村。
这种推测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读起来，河套（音huotao）与suotou很接近，河套（音huotao）转化成核桃（音huotao）园，也就很自然了。但是，考虑到元朝时尚叫作“索头村”，“核桃园”是由“索头村”转化来的可能性最大。
附：青齐崔氏渊源
据《古今姓氏书辩证》，崔姓得姓于季子，季子乃齐丁公伋之四子，但为嫡子，丁公卒后季子应继君位，季子仁爱贤良，让国于叔乙，季子携家人隐居崔邑，后人以邑封姓为崔。
崔姓得姓以后，世代为齐公卿世家之一。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孙夭，夭生杼。崔杼为齐正卿，多年独揽朝纲。崔杼生三子，子成、子强为庆封所杀，子明避居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任鲁卿大夫，生一子良，后代续任，仕宦罔替。秦时，裔孙崔意如被封为东莱侯。入汉，其长子崔业（字伯基）袭封，居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崔业弟崔仲牟，居博陵安平（今属河北）。崔业、崔仲牟之后人，历经汉魏南北朝及隋唐皆为强宗大族，名贤辈出，史称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为“七宗五姓”之首。
崔业生昱（太常信侯），昱生绍（襄国太守穆侯），绍生雅(光禄勋嗣侯)，雅生忠(杨州刺史)，忠生三子泰、恪、景。
崔泰任散骑常侍。
崔恪，任丞相司直，生因（一作殷，郡功曹），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生七子双、邯、寓、金、虎、藩、固。
崔景，淮阳太守，生子琏（也做挺），琏生权（破虏将军），权生济（谏议大夫），济生湫，湫生融（安定侯），融生温（中书令），温生就（魏常山太守），就生公安（上谷太守），公安生岳（晋大司徒关内侯），岳生牧（后赵尚书仆射），牧生荫（后赵征东大将军），荫生怡（聊城令），怡生旷（乐陵太守）。崔旷随慕容德南下，居齐郡乌水（今时水），号乌水房，人称乌水房崔氏，或清河崔氏乌水房。
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引“唐人姓书”、《唐书·宰相世系表》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推测，东汉时，崔业的九世孙崔密一支南迁；东汉末，崔业十一世孙崔林（也作琳，崔业八世孙崔寓之四世孙）任御史中丞，魏明帝时，升任司空，封安阳亭侯，后进封安阳乡侯。崔林堂弟崔琰（崔密次子）任丞相曹操的谋士，后任魏国尚书、中尉。崔氏随成山东望族。后魏列崔氏为一等大姓。唐代开国有五姓七宗（或称五姓七望），清河崔氏（含原清河崔氏、乌水房崔氏和青州房崔氏）、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但按太宗令，李氏为第一，皇后氏族长孙氏为第二，崔氏与其他士族列第三。
崔业十世孙崔密之次子崔琰，按北齐魏收《魏书》及西晋荀绰《冀州记》，琰生□，□生二子崔谅、崔钦。
崔谅曾任晋中书令，谅子遇为后赵特进；遇之子瑜为黄门郎，瑜之子逞为前秦齐郡太守、北魏御史中丞等职。崔逞有七子：二子早亡，其余五子尤以諲、祎、颐为有名。崔諲曾任刘宋青、冀二州刺史，崔祎也曾为刘宋朝官。崔祎孙相如入北魏，举冀州秀才。崔颐初任北魏太子洗马，后至散骑常侍，再后为冀州刺史。
崔钦之子崔京，京之子（密），（密）之子琼，琼之子辑。崔琼曾担任慕容垂的车骑属。按《魏书》记载，崔辑随慕容德迁青州，刘宋时崔辑任泰山太守，为清河青州房。崔辑有三子，长子修之，次子目连，庶子道固。修之之子元孙任刘宋尚书郎。元孙子亮，少年丧父，投依叔祖崔道固，后得李冲赏识，被荐为中书博士，先后任尚书郎、中书侍郎、兼吏部郎、书仆射、兼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度支尚书、都官尚书、殿中尚书、吏部尚书、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等职。崔目连之子僧祐，先任刘宋辅国将军，后降北魏；其弟僧渊，任北魏南青州刺史。崔道固先为刘宋徐兖二州刺史从事、冀州刺史、徐州刺史等职，后降北魏，任平齐郡太守。
据此可列出青齐崔氏前代世系如下
乌水房崔旷世系：崔业——崔昱——崔绍——崔雅——崔忠——崔景——崔琏——崔权——崔济——崔湫——崔融——崔温——崔就——崔公安——崔岳——崔牧——崔荫——崔怡——崔旷
青州房崔辑世系：崔业——崔昱——崔绍——崔雅——崔忠——崔恪——崔因——崔寓——崔□——崔密——崔琰——崔□——崔钦——崔京——（崔密）——崔琼——崔辑
北魏时，留居清河的崔氏逐渐失势。道武帝拓跋珪杀崔逞，崔逞诸子大多逃亡到南方做官。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并尽杀其族人。迁居青齐的崔氏却迅速发展。
至唐朝一代，崔氏依然为望族，先后有23人做过宰相（其中博陵崔氏占15位），崔氏仍为士族高门。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九品中正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五代十国始，各士族势力基本消亡，青齐崔氏也就慢慢淡出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权力中心圈。
备注：世孙的算法有两种，此处按曾孙为四世孙算。
（潍坊市民政局、青州市民政局供稿 作者：李瑞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