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经

周村兴隆门往南，有一条街叫芙蓉街，街不宽，两辆马车刚可错辙。清朝时候叫三义街，取乡邻和睦“桃园三结义”之义，后来又改为义衢街，辛亥革命后改名为芙蓉街。此街在兴隆门外，街口有一座拱券的寨门。刘氏兄弟俩在这里卖肴鸡，门里门外各有一个肴鸡铺。刘家肴鸡手艺独树一帜，前来送活鸡、买肴鸡者络绎不绝，人们就把这块地方称为“肴鸡门”。

刘家肴鸡是从博山传来的。光绪初年，颜神镇青年刘绪楷拜伊惠琴为师，到伊家铺子里学徒。刘绪楷没念过多少书，但心灵手巧，不怕吃苦，深得师傅赏识，三年出徒，又过了几年，迫于生计，刘绪楷决心自己创业，于是辞别师傅带着妻子到周村谋生。

刘绪楷先是在周村十字胡同立灶制作肴鸡，提篮串街叫卖。他的肴鸡味道鲜美，熟烂却成形，深得富商乡绅的青睐，每天做二三十只，总是不够卖的。后来，刘绪楷就在义衢街北首涿河西岸建了两间简易的房子，立号德盛斋，专门制作肴鸡，时称五香肴鸡。清末至民国前期，周村商业繁盛，铺号作坊几千家，工商业人口有五万人之巨，商贾辐凑，百货丛积。商贾阶层的消费和商业酬答的密集，使肴鸡消费量持续上升。刘绪楷独具匠心，讲究信用，精心制作，远近慕名来求购者甚多。名号乡绅过节奉祀财神，或是宴请尊贵客人，都必须有刘家肴鸡。民国初年，刘绪楷二子长成，他们都没念过书，却是制作肴鸡的行家里手。

1928年刘绪楷病故，二子分家。长子刘生财在寨门里新开一处肴鸡铺，立号异香斋；次子刘生富仍在原址沿用德盛斋老号。除了铺中销售以外，他们还去车站向过往旅客销售，因而声名远播。甚至有到周村特地下火车来买肴鸡者，周村“肴鸡门”蜚声齐鲁。

1948年解放周村的战斗中，炮声震天，子弹呼啸，刘生富吓破了胆，他头顶一口铁锅躲在屋之一隅，战战兢兢，由是惊吓成疾，一病不起，刘生富去世后，妻子周庆云执掌德盛斋，1956年，政府对小商小贩实行合营改造，刘生财、周庆云加入肴肉组，肴鸡是主要品种，地点仍在德盛斋。

芙蓉街是沿着涿河形成的一条街道，街东人家都是紧靠河的西岸建房。从肴鸡门向南，大约百十米是大体直的，然后随河势缓缓转向东，至后街南头的凤凰门南边，形成一个“7”字形，全长不过三百多米，也没有什么名商巨号，但在周村街却小有名气，这与准提庵不无关系。准提庵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庙门朝南，后楼上供祀千手千眼准提菩萨、十大名医，庙内长年住着和尚。紧靠准提庵的是三皇殿，供祀的是盘古、隧人氏、黄帝，俗称天皇、地皇、人皇。民国年间，每年七月十五，办盂兰盆会，三月十五打醮，庙前搭台唱戏，吹手班奏乐，看戏者如堵，好不热闹。七月十五晚上放河灯，善男信女到河边放灯许愿，有西瓜灯、莲花灯、茄子灯、桃灯等。有一年，燕翼堂王家糊了一只大船，有一米半长，有纸人划船，船内放数条粗蜡烛，灯火通明，成为“河灯之魁”。此船从扬州桥放下，漂漂悠悠，一直流到北下河，烛光仍亮如初，许多人跟着河灯逐流观赏。

芙蓉街一段涿河只有三四米宽，河水清澈见底，河底沙细如面，并无淤泥，且长年不涸。河上有三座小石桥，河水转弯处的小石桥下，有一眼泉水，此处水深约二尺，清澈见底，有一种小鱼身上带彩纹，上下游曳，乃是一景。夏天，街上儿童常拿褂子当鱼网，站到河水中绰鱼。传说有一年一人见桥旁水中有一只大鳖，身大如烙饼的鏊子，心中窃喜，急忙悄悄下水，心冀赤手捉鳖，鳖身滑腻易遁，便脱下褂子，以手张褂，猛然下捕，想把鳖包住擒获。待他双手入水，大鳖扑腾挣扎，河水顿时浑沌一片，待河水清时，大鳖已经不见踪影，连他的布褂也找不到了，人们便说这是鳖精跟他开了个玩笑。凤凰门外的小桥东边，河之北，路之南，有一座奇特的建筑，是一座八面开门的大砖房，东西有二十多米，南北有七八米宽，里面隔成若干小房间，住着七八户人家，虽是一层，人们都叫“八卦楼”，建于何年，何人所建，已经没人说清楚了，到1950年代中期才拆除。

芙蓉街上只有几口砖瓦房，多数人家是“旱船屋”。这种房子屋梁下、檐檩下都有立柱，架起房顶，下面用秫秸编织起来，里外糊上黄泥。每天夏天，连天阴雨，河水陡涨，芙蓉街的住户都要“逃山水”。信号是一阵急促的锣声。每闻警报，男女老少穿街过院，奔到临河人家的后门上，这时水还不甚大，有人在两岸间拴了绳子，人们抓绳涉水爬上东岸，登梯翻墙去了后街。也有些人跑到准提庵去，那里地势高些，水难浸漫。此时河水往往溢出，平地水深一米，家中的衣物，干粮早已搁放高处，那造价极低的“箔障墙”只好一任河水冲浸。

芙蓉街上有四家小店，有“协和店”、“德生栈”，住客多是从莱芜、博山、淄川来的小商小贩居多，不少客人是推着车子卖姜卖麻者，故称这些小店为“姜麻店”。还有棺材铺、赁差铺、打绳子剁麻刀、弹棉花的。尉玉儒家的赁差铺，算是芙蓉街上的大户。还有一个吹手班——窦家班，门市在准提庵门口。东头石桥旁有一户人家，做纸扎生意，民国年间，当家人叫李万年，矮个子、两撇胡，瘦瘦的，他的剪纸技艺十分娴熟，冥楼子、聚宝盆、纸幡、纸人、纸马、摇钱树，信手而成，周村街大户人家有丧事，都到他家定纸扎。当时周村街流传着一个歇后语：李万年拿剪子——胡铰（搅）。

芙蓉街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住的都是穷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清朝末年，这里就有了泰山社，居民都信奉“泰安奶奶”，推举出“香头”负责组织祀神事务。香客人家按月捐钱，统一保管，到二月初底选派两人去泰安烧香，背回泰安奶奶的轴子画像来，搭棚供祀。家家户户备上神食供祀祈福禳灾。庙上或唱戏，或打醮，视钱多寡而定。刘生财就曾多次去泰山烧香，背着锅饼、煎饼，跋涉三天才到，来回六七天，大家都是诚心敬神，自甘辛苦。芙蓉街、南下河一带，都是引车卖浆的穷户，他们讲江湖义气，抱团结伙，互相帮助。民国年间，刘生财、刘生富，卖山果的袁兆正、卖烟酒的梁四、卖蒸包的崔五是朋友，经常凑在一起小酌解闷。有一次，其中一人因酒醉误事，事后十分懊悔。五人在一块议论：咱喝酒是弟兄们义厚，可谁误了事也不好啊！不如趁早戒酒，拿出钱来做点善事，大家一致赞同。于是每人每月拿一块钱作为善款。鲍家窑梁四家有一间栈房，长年供着泰安奶奶，画像之下有一钱柜，门子常锁，有一小口可以投币。每人按时去投钱，到了年底，把钱取出，捐给“吕祖社”，“吕祖社”进了腊月就在三星庙前舍粥，除夕之夜还舍水饺，救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周村街的人都知道，凡是虔诚信神者，是不做坏事不打逛语的。刘生财兄弟不识字，自然记不了账。有些铺子平常赊肴鸡吃，让他们自己记着账，到端午节、中秋节去收账，没有一家不认账的。有一年，一位北京客来潍县做买卖，到周村下车，慕名到肴鸡门买肴鸡，当时正是下午四点来钟，铺子里只有一只熟鸡了，锅里的几十只鸡刚煮了八成熟，周庆云说，鸡不熟不能卖，这是老辈里的规矩，咱不能坏了。那人等不及了，只好买了一只肴鸡遗憾的走了。

芙蓉街的居民们没有多少文化，但不能说文事荒芜。1904年周村开埠以后，商会也办了起来，当时朝廷推行新政，废科举，立学堂，商会发起在准提庵办起了“准提庵蒙学堂”，那时的办学宗旨并不宏大：培养儿童使其有浅近的知识，并调护身体。周村商会会长王秋圃自任堂长，教师有举人张丹堤，与朱德同科。还有童生李真，儒生周子元，最年轻的教师是贾宝言，是高等学堂毕业生，后来投笔从戎，到唐生智麾下当了一名军官。教师工资由商会发给，每年二百吊铜钱，办公费、学生补助费也由商会发给。最初学生约四十人，分甲乙两班，民国四年，改名为“芙蓉街国民学校”。

蒙学堂成立之初，庙里的和尚仍然住着，日本鬼子来了后就没了和尚，可神事仍照常进行。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又有了驻军，文事、神事、兵事各行其道，相安无事。到了日寇投降以后，杂牌部队进不了街里，有些就住在准提庵，邹平六团的残部，“杜没手子”部，“一眼六”王砚田部都驻过准提庵。解放后，准提庵一直是小学，叫做“周村芙蓉街小学”，1978年才迁往丰收街南头。

2002年，房管局开发商业街，芙蓉街全部拆迁，河道也藏入地下，芙蓉街只存在于老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