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名文化的一个基本点是“取其嘉名”，若地名不嘉，则会考虑改名。我国历史悠久，地名广泛。地名命名与更名如何延续历史，传承文化，塑造城市个性名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地名命名与更名的原则与文化内蕴

地名是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载体，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一个地名的诞生，往往都蕴含着人文、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国家的兴亡，往往很少影响到地名的变更，地名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稳定性。这种特殊的稳定性不仅仅与地名的指位功能相关，更与凝结在地名中的历史文化密切相接，是人们心理上对一个地名文化传承的结果。

地名的文化传承，是凝结在地名中的不因地名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特质，是一个地域、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地名”中的体现。这种体现表现在：一是老地名的延续使用，二是新地名命名的科学规范。城市地名规划中的命名与更名，必须注重这种文化传承，把握地名命名与更名的基本原则，慎重处理地名命名与更名，在命名更名中充分体现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文化内涵。

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地理志书——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地名命名原则等方面有了初始的阐释。之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等，对众多的地名命名规律进行了总结。隋唐时期皇帝的一些诏书中也提出了若干地名命名、改名的原则。明代郭子章完成中国第一部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郡县释名》。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则对历代地名之沿革、定位进行阐释，成为历史地名研究的集大成者。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地名命名与更名，国家先后颁布了《政务院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1951年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1979年12月25日)、《中国地名委员会、外交部关于边境地区地名命名、更名的处理意见》(1982年1月28日)、《中国地名委员会、民政部关于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认真做好地名命名、更名工作的通知》(1983年7月30日)，这些都为地名命名与更名提供了法律依据；1986年国家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1996年又颁发《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上述这些都没有关于地名命名与更名中地名保护与地名文化传承方面的说明。2004年6月，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地名标准化工作中，加强对传统地名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进行保护”；2004年7月，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又印发了《关于推荐和收集古地名资料的函》。

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地名对研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为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谭门弟子、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指出，“英、法、美、前苏联以及日本等国，一百多年来，开展了广泛的地名资料收集和深入的地名学术研究。这种资料收集与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又弥补了这些国家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不仅强力推进了相关学科如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的发展，其地名学研究水平，也跃居世界的前列”，进而认为，“与跃居世界前列的这些国家相比，现代中国学者显然还没有普遍意识到地名作为‘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的独特价值。”而笔者注意到，以济南为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究竟“古”到什么程度，其实可以从地名上反映出来，因为地名是济南历史的重要见证；又如台湾省的很多地名都与大陆相同，台北市的敦煌路、桂林路、西藏路，苗栗县的蓬莱、西湖等，两岸地名的相同，不仅仅说明两岸地名文化同出一源，更说明两岸同宗同源，两岸自古以来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

二、地名命名与更名的文化断层

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是一个国家独有的精神遗产，如果不尊重不善待，难免逐渐丧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更谈不上文化发展与文化强国。钱穆先生曾说，对本国以往历史须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如此，“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地名已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新鲜而富有时代个性的地名。一些地名命名由于文化上的缺失，让人很难再从地名上感受到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对此，著名文化人冯骥才先生指出：“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

黄山市于198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前是徽州地区。“徽州”易名“黄山”，至今还存在颇多争议。徽州历史悠久，徽派文化底蕴丰厚，内涵深广，是我国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而研究徽州文化的徽学，则涵盖了经、史、哲、医、科、艺诸多领域。“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历代无数文人墨客都对徽州产生艳羡之情，甚至“爱其山水清彻，遂久居”，“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而一经改“徽州”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冯骥才）。一些人指出，“黄山市”借名于“黄山”，是借“黄山”之名打“黄山市”的名片。古人曾言“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然而黄山自有黄山的风采，徽州自有徽州的底蕴，将“徽州”易名为“黄山”，毕竟是值得商榷的。

《续汉书•郡国志》有武陵郡，刘昭注引《先贤传》：“晋代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传》曰：‘止戈为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焉。”这是地方官关注政区名称由来的记述。城市地名命名与更名的规范性，决定于政府地名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如果科学性缺失，就会导致地名命名与更名上的盲目。当前，这种盲目主要表现为地名命名与更名上的文化断层，进而衍生出一些“大、洋、古、怪”等一些不规范的地名称谓。

某市一开发商把楼盘命名为“格林豪森”，让人难解其意，通过实际了解才知道是英文Green House（绿色家园）的音译，地名管理部门数次催其整改，可开发商却认为“有韵味”，拒绝改正；命名为“建赏欧洲”的楼盘，更是让人不知所云；有的“花园”无花，“广场”无场；有的帝王色彩比较浓厚，如“总统大厦”、“地王花园”等；有的地名很古怪，如“土八路”等。解决这种状况，很多城市从进行地名规划做起。2004年，全国首个城市地名总体规划在杭州诞生。根据这个规划，杭州市街路通名划分为“大街(大道)、路(街)、巷(弄)”三个等级。宽80米以上、长6000米以上者为“大道”，宽6米以下者称为“巷”或“弄”，位于两者之间者称为“路”或“街”。对于小区、商业区动辄命名为“XX城”的现象，杭州规定，只有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和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封闭的建筑物，才能使用“城”来命名。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和90%的城市制定了各级《地名规划》，通过《地名规划》来规范地名命名和更名行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万个新地名产生。目前掌握的地名数据不新、不全、不准的问题十分突出。为全面掌握地名基本信息，提高我国地名管理和服务水平，我国定于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指出，整治地名“乱象”，要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进修订现已执行近30年的地名管理条例，依法治乱。要建立起地名论证、审批、备案、登记制，实行专家论证、听证制度和地名政务公开制度，还要建立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名录制度，把地名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进行分级管理、分级登记。推动全国各地进一步全面铺开地名规划工作。要把地名规划与新型城镇化开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性规划，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区域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以规划引领地名管理工作。

三、地名命名与更名的规范化与文化传承

目前，我国新地名的命名，以开发区和城市改造中新开发道路为主。在命名中要注重结合地理、历史和区域功能等方面因素，科学论证，规范实施。以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设计的南京江宁滨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命名（2005）为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依据开发区依山傍水、东有南山、西临长江、环境优美的特点，选择了以风水语汇与观念作为重要的命名资源，又与牧龙河等现势地名相配合，并考虑到了区位特点与功能。如2号路命名为“天成路”，取意“天风旺则事必成”，有花木茂盛、事业成功之意，又与地秀路配合成对；6-8号路之间纵路命名为“紫云路”，秋天紫云为祥云，寓意成熟丰收，此路亦在较为中心的居住区内，符合路的体量与区域功能，并与春阳路配合成对；10号路命名为“丽水大街”，风水之法，讲究藏风得水，即藏瑞风得丽水，丽水大街近得长江之水，凸显开发区风水之美，并与瑞风路配合成对；15号路命名为“锦文路”，文化锦绣之意，边有南朝石刻，显示开发区具有文化底蕴，并与绣玉路配合成对，至于虎豹之纹亦称锦文，则又与龙、象、鹰等名配合。命名中，东西向主干道通名为“大道”，南北向主干道通名为“大街”。具体道路名称讲究相互配合、各别区域又彼此沟连。无疑，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追求相结合的地名命名成功范例。同时，在地名指示牌的设置上，亦应与时俱进，适应移动互联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如地名管理者可以尝试在地名指示牌中加入二维码的设置，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使用户进入当地地名信息查询平台，查询古街名巷信息，获知当地城市人文概况，以及古街名巷等老地名的整体保护情况，为人们出行及了解当地城市历史提供便利。

北京历史地名“皇城根”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历史上这条街道正好位于皇城的城墙边，故称“皇城根”。只是民国推翻帝制后，人们忌讳“皇”字，才把“皇”改为“黄”，成为东、西黄城根。2006年6月，北京市将核心城区内的东黄城根北街等4条道路名称进行更名，重新使用“皇城根”这一历史地名。更名公示中说：“恢复‘皇城根’传统地名，对于留存古老北京的历史遗迹，传承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具有长远和现实意义。”《新京报》以一篇《“皇城根”复名，恢复了文化记忆》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恢复‘皇城根’这一历史地名，也不是只对北京市民才有意义。长期以来，我们有意无意忘掉的东西太多了。而这些被忘记的东西，给每个人乃至整个民族造成的影响，可以说至深至巨。……文化的力量会给我们提供一处幽深的栖息地，而且是最终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恢复‘皇城根’传统地名的举动，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明确昭示。”当年作家赵大年在创作《皇城根儿》时，就曾建议恢复“皇城根”这一历史地名。1993年，周定国以一篇《北京应恢复“皇城根”这一地名》（《中国地名》1993年第3期）的文章，明确指出地名更名应注重文化传承，慎重处理地名命名与更名。

城名的更改，涉及到一个城市的多方面定位，是对一个城市历史的再认识。渊源于历史文化名山医巫闾山称谓的辽宁“北镇”，在经历了“北镇、北宁”的称谓后，于2006年3月10日又恢复了“北镇”的原名。《华商晨报》以一篇《更有利于传承历史文化，锦州北宁市更名为北镇市》的专题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指出“北宁市更名为北镇市，不仅有利于传承历史文化，而且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和谐，更满足了53万北镇人的共同心愿”，北镇“将成为巨大的无形资产和主打对外开放的新名片”。“北镇——北宁——北镇”的两次易名，深刻说明人们对城市地名文化的两次不同认识，地名在城市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也深刻说明地名管理上城市地名命名与更名的慎重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地名，一些城市地名管理部门已要求提前介入城市规划，对老地名实施积极保护。但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依据，老地名保护岌岌可危。保护老地名亟待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因此，地名命名与更名必须科学论证，借助地理、历史、民俗、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力量，严肃地名命名与更名，珍视民族传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而保持地名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我国历史悠久，地名作为我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城市历史的浓缩，地名命名与更名的文化传承，不仅仅传承的是地名文化，重要的是它传承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的文明、一个城市的个性。寻找一个城市的过去，探寻它的文明，离不开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地名。因此，必须慎重处理地名命名与更名，在地名命名与更名中注重地名的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周定国.《北京应恢复“皇城根”这一地名》，《中国地名》，1993年第3期.

[2]袁文才.《“皇城根”复名，恢复了文化记忆》，《新京报》，2006年6月13日.

[3]胡阿祥.《“开卷如芝麻开门”——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评介》，《学术界》，2002年第5期.

[4]冯骥才.《地名的意义》，《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3日.

[5]尤宏韬.《更有利于传承历史文化，锦州北宁市更名北镇市》，华商晨报，2006年3月11日.

[6]赵婀娜.《以文化为名的喧嚣中，被绑架的是什么》，人民日报，2014年2月27日.

[7]黄伟.《论地名命名与更名的文化传承》，《中国地名》，2012年第10期.

[8]黄小希.《大•洋•古•怪•重——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评当前我国地名乱象》，新华网，2014年5月22日.

[9]王蒙.《涵养时代的“文化定力”》，《人民日报》，2014年3月10日.

                       （作者为《中国地名》杂志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