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国学”是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其使命在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历史遗产,为科学前沿的突破和科技创新注入思想营养。当我们从“自然国学”的角度研读北宋文豪苏轼的著述时,发现苏轼的自然观是“自然国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苏轼自然观的精髓
　　自然观是人类对宇宙、大自然本质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宇宙、大自然,虽是客观存在,但因人之主观条件不同,认知结果也就不同。苏轼名篇《日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道理:生来目盲者不知太阳是什么样子,而听人描述则常会误解。苏轼用这个寓言告诉人们:“道之难见也,甚于日!”那么如何见“道”呢?苏轼说:“道可致而不可求。”以游泳为例,只有下水实践才能掌握游泳真本领,这是“致道”；而只问人如何游泳却从不下水,那是“求道”(空谈)。苏轼是“致道者”。
　　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与原始神话、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产生的同时,形成了直观朴素的自然观。《周易》记载,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先祖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观察、认识天地万物的方法,实质就是“师法自然”,所形成的自然观不言自明。
　　华夏民族远古直观朴素的自然观,认为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模式是:混沌状态→天地初开→万物萌生。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何来?华夏民族远古自然观认为是“阴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同上书)这是对宇宙发展动力的一种摹写:太极→两仪(阴阳)→四象(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用现代哲学语汇可解释为三次“一分为二”。
　　苏轼在继承华夏远古自然观的基础上,将宇宙形成和发展、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宇宙的客观性等自然观的基本问题,讲得更加清楚明确。他写的《喜雨亭记》,记述因春旱下了透雨,扶风(今属陕西)官民相庆,便以“喜雨”命名官舍的凉亭。文末他提出一个涉及自然观的问题:“一雨三日,繄(yī,义为“是”)谁之力?”他说:民众说是州太守,太守不认可；归功于皇帝,皇帝说不是这样；归功于造物主,造物主不居功而归功于太空；太空高渺幽远,不可得知其名。苏轼说太守、皇帝等不是造雨者,造雨者是不可得知其名的“太空”!这就否定了造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肯定“太空”创造了万物,这样的“太空”显然就是传统自然观中的“太极”。
　　宋人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苏轼不信鬼神、不信邪,坚持以质朴的自然观看待天气突变或奇异现象,无所畏惧地破除凡俗迷信。李廌(zhì)所著《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说,苏轼由陕西凤翔赴汴梁(今河南开封)上任的路上途经华山,一个随行的兵卒突然发狂,当地人都说这是因为触怒山神所致,请苏轼向山神祈祷。苏轼进了山神祠,却严词斥责山神不去惩罚为非作歹的权贵富豪,而施威于并无大错的小卒。出了山神祠,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有人劝苏轼赶快向山神谢罪,苏轼义无反顾,果决前行。走了一阵子,风竟然停了。传闻不尽可信,苏轼写的一首诗则是最好的例证,证明他对天道自然不以人之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认识非常明确。七言诗《泗州僧伽塔》叙述了苏轼任知州调任履新,坐船途中,遇到沙尘逆风,三天不能行进。苏轼遵从船夫建议,上岸在佛塔前祈祷。果然十分灵验,逆风很快变为顺风。就在大家欣喜时,苏轼却是另一番思考:“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是呀,耕田后下雨才好播种,而收割庄稼需要晴天；风向改变了,离去的顺风遂意,前来的因逆风生怨。所以,“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显然“造物”不能使人人满意,更不能一日千变。天道自然,自然而然,它给人类造成的吉凶祸福迥异,具有相对性。
　　苏轼的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以更为清晰严谨的古代哲学术语阐发了“师法自然”的观点。他在解释乾卦《文言》的一句话时说,“阴阳和而万物生”。意思是,阴阳和合而万物萌生。这给“造物”作了一个明确的注解,所谓“造物”就是“阴阳”,是阴阳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大自然。按照苏轼所说,人类也是阴阳和合而生生不已的。那么作为大自然之子的人类应当怎样处理自身与自身以外“万物”的关系呢?他说:“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苏轼举日月运行、四时交替为例,证明天道无为而有常。因此,师法自然实质是正确认识并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
　　苏轼还注意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他强调“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正确认识并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办事,就能做到天人和谐；认识有偏差谬误,行事违背自然规律,一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苏轼自然观包含十分精彩的辩证思维,这当然也是精华。
　　师法自然,正确认识天道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处理天人关系,始终是苏轼自然观的基点,是苏轼自然观的精髓。
    苏轼师法自然的实践
　　苏轼自然观的精髓——师法自然,生动地体现在他一生的各方面实践之中。
　　苏轼经常从大自然的景物中感悟人生。他看到大雁落在雪地上留下爪印,便慨叹人生短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但他并不消极。当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看到溪水西流和一派勃勃生机,即景抒怀:“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他不喜欢“黄鸡催晓”“白日催年”这样悲催的论调。苏轼能够看轻权势名利,词作《行香子·过七里濑(lài)》描写富春江两岸“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他深思:功业如梦,留下的是空名,只有青山是常在的!谪贬海南,九死一生,但他仍然开朗乐观,从大自然和民间汲取人生乐趣。苏轼还认为,人生必须注重学习,他的《稼说》以稼穑为喻,说明必须按学习规律进行学习。他既善于学习书本知识,也善于学习实践知识,在《石钟山记》纠正了前人记载的错误,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实原因。他告诫人们,不应“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经过客观实际检验的知识才是可信的。
　　近千年前,苏轼对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就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无穷,而自然资源有限(《超然台记》)。那怎么解决这一天人之际的基本矛盾呢?只有爱物节用,人类才能长久生存。苏轼身体力行,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他爱吃“三白饭”(“白米、白盐、白萝卜”),不但不羡慕而且鄙视奢侈的生活,还将杭州官场宴饮酬酢称之为“酒食地狱”；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虽为长官,伙食却十分粗劣,有时以野菜充饥；十年贬谪,生活更加艰苦。苏轼保护环境最突出的行动是植树种花,他一生种松达数万株,且撰写《种松法》,系统总结按松树习性和生长规律来种松的经验。
　　苏轼是诗文书画大家,创作灵感从何处来?《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苏轼直言自己是从大自然获得的灵感:他游山看景,到家后恍惚如梦,便火速作诗,唯恐情景消失,难再描摹。苏轼在《自评文》中讲述创作经验:“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随物赋形”是苏轼的创作秘诀,《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更形象地显示了苏轼“师法自然”的美学思想和创作理论。文中描述灵感来时如电光石火,迅疾抓住,才能传神。
　　公元1077年7月,黄河洪水自澶渊(今河南濮阳)决口,一下子吞噬了东至巨野(属山东),北至济南,南至徐州广袤的平原,摧城毁乡,人尽成鱼鳖。唯有徐州在即将漫灌的危急情况下保住了城垣,还救起不少漂流而下的灾民。当时在徐州指挥抗洪的太守就是苏轼。水灾面前,他身先士卒,现场指挥,数过家门不入,有效地动员组织军民齐心抗洪,这是取得抗洪胜利的根本原因。另一个同等重要原因是苏轼的决策科学。苏轼对水的性质认识深刻,他在《东坡易传》中解释“习坎”的卦辞,指出水“因物以为形”,“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水的流动性,使水既可流至湖海,也可冲决堤坝。他的决策是,洪水未到时先疏通河道,洪水来临时全力加高加固堤坝城垣。疏导和拦截这两手奏效,才制服了洪水。这是师法自然抗御灾害的成功范例。
　　苏轼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官员。他第一次在杭州任职时曾负责疏浚六井,当时就产生了根治杭州水系的想法。后来出任杭州主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与幕僚、专家反复研讨并实地勘察,形成了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于是组织民工、兵卒协力奋战,他每日必到工地督促检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遗泽于今的综合治水工程。这项工程解决了杭州水系三大矛盾:一、通航与防潮的矛盾。当西湖淤塞失去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后,运河水位过低,苦咸的海水就会倒灌,浸入六井。建闸使海水不能倒灌,而开挖西湖加大容量,恢复西湖调节运河水位的功能,使运河通航和六井水质都有了保障。二、保护水源与发展生产的矛盾。他在西湖修建长堤,将湖体分为两部分。内湖涵养水源,严禁开发。外湖岸下出租给农民,允许种植菱荇等水生作物,收缴的租金用于维修湖体和堤岸。三、水建工程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在筑堤的同时,就着手绿化。据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苏轼留给后人的是靓丽的风景!自觉地将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贯彻于水利工程建设,自苏轼始。
　　此外,苏轼还非常关注民生。在谪贬岭南的路上,看当地农民双腿泡在水里弯腰插秧,他便趁机推广先进农具插秧马。农夫骑跨在木制秧马脊背上,跳跃前进,取系在秧马头部的秧苗插于水田。秧马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插秧效率。苏轼特地写成《秧马歌》,以便传播。他的故乡四川眉山,远离海洋,幸有井盐能够提供食用。但盐井很深,提取卤水不易,他从冶铁的风箱得到启发,想到启闭不停的风箱阀门,也可用于提水,终于破解了《汉书》记载而被唐人误读的“水鞴bèi”,用熟皮作阀门的大竹筒一次可提取盐卤数斗。《东坡志林》记载了这项技术革新。又据《游博罗香积寺》诗前的引序中说,根据寺旁的地形与溪流,他建议修建水碓磨,利用水力舂米磨面,比人力快多了。上述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充分利用了自然的、物理的、机械的各种特性,所遵循的也是师法自然的思想。
    苏轼对师法自然的继承与更新
　　苏轼“师法自然”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儒家、道家和佛教,但他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有取有舍,融会贯通,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苏轼自幼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一生沿着“修身、齐家、治国”的人生道路前行,本着“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原则做人治学,本着“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宗旨做官办事。因此,他的人生态度总是积极向上的。顺境时能够“慎独”,逆境时也从未真的追求出世。在自然观方面,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还说“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苏轼则从另一个角度对鬼神、生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东坡易传》)。既有了生生不已,就有了与之相对的死灭消亡。怎样才能彻悟生死呢?苏轼说:“所以与天地准者,以能知幽明(“幽明”指阴间和阳间)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也。”(同上)这里“死生之说”是关键词,因为有生死,才有“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而“人所以不知生死之说者,骇之耳!故原始反终者,使之了然而不骇也”(同上)。生死不过是来自自然、回归自然的过程,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能消除对“死生之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的认识之“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各种关于阴间阳间、鬼神仙灵的迷信说法。
　　苏轼的启蒙老师是个道士,他自幼即受道家影响,“师法自然”的思想直接来自道家。老子所谓“道法自然”,指“道法”自然而然。“师法自然”的命题直到东汉思想家反对谶纬、灵异迷信时才形成。苏轼在《上清储祥宫碑》文中评说道家,“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苏轼崇尚道家,但从不接受老庄的“绝圣去智”“使民无知无欲”、“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那一套消极遁世的思想。相反,在他处境非常艰难的时候,还尽力为老百姓做好事,如捐助修桥、施医舍药、题诗写字、破除迷信。他总是有所作为。
　　北宋佛教盛行,苏轼也好“参禅悟道”,即研习中国化、哲理化的禅宗佛教。他主要吸收了禅宗关于“众生平等”、“真性不妄”以及因明逻辑方面的思想。苏轼说,“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东坡志林》)。这与“师法自然”的思想完全一致。他认为佛教“天堂地狱”“六道轮回”等说法,是劝人向善“行方便(使用通俗的比喻或寓言来弘扬佛法)”,并不具有真实性。这可以从他离经叛道,喝酒吃肉,甚至容忍“呵祖骂佛”的行为看出来,更从他临终表现显示出来。苏轼的绝笔诗是《答径山琳长老》,其后四句写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鸠摩罗什是南北朝时的译经大师,他病危时曾让弟子反复念诵西域神咒,以求免死。苏轼嘲笑这是浮浪举动。有生就有死,珍惜生命,死去坦然,这就是苏轼的生死观。
　　综上所述,苏轼吸收了儒道佛的合理内核,但摒除其谬误或陈旧的内容,而结合实际,融会贯通。在融通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他对“师法自然”的命题有深刻而又新颖的理解,《<易>解》文中指出:“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自然而然的事物,天地尚且不能知晓,圣人怎么能参与其中并控制给予或剥夺呢!这就说,从来就没有人格化的天地、造物主,圣人也不能依主观意志控制自然事物而生杀予夺。一句话,宇宙的客观存在、大自然的客观存在,依其自然而然的规律变化发展,并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提法,有充实,有发展。
　　有人可能要诘问,上古大禹治水,北宋苏轼抗洪,不都是参与自然而然的事物并控制它而造福于人的吗?其实,这是充分认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充分利用自然而然事物的变化规律,趋利避害而已,绝对不是改变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试问,水,包括洪水,如果没有流动的特性,疏导或拦截能成功吗?当然,充分认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充分利用自然而然事物的变化规律,趋利避害,也应充分肯定人之主观能动作用。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谢宣谕劄子》)。“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东坡志林》)。
　　苏轼将“师法自然”的观念更新发展到这一步,在东西方游荡着神祗幽灵的中世纪,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曾在齐鲁大地生活过、工作过的苏轼,应享有世界文化名人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