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逆成灾的动乱史,一部被鲜血与悲情遮蔽的中国人的苦难史。了解这三十年历史,看清五代乱世的因果,就明白大宋帝国的由来,明白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明白中国为何演变至今日样貌。
□ 晓霞 整理
赵匡胤时代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赵匡胤),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香孩儿”神话
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载,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因了这种期盼向往,于是,庶民茶余饭后,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
历史现场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的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我似乎置身于千年之前,观察他们……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
武事之外,还有文事。“赵匡胤时代”跟道义相关的故实,会在“观察者”眼里,以一种更有意思的模式展开。
五代之际,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这些,都与这类道义故实有关。
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这个“意义空间”和“历史转型期”有多重要?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有个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大宋帝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换一句话说,对于中国政制(政制,不是政治。)制度性的架构,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
《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
赵匡胤的“天下目标”
“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此说有理。不过我更愿意将“国家目标”称为“天下目标”。大宋的“天下目标”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倾向于认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
国家要长治久安,且须在文明中推演——这就是赵匡胤实现“天下目标”的逻辑。不放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目的方向,尽可能地恪守手段的光明,成为赵匡胤向“天下目标”渐进时,最内在的紧张。公元927—976年军政故实,将在这种内在的紧张中展开。
我愿意将“赵匡胤时代”讲述为一代圣君率领他的文武同道,实现“天下目标”的艰难践履和心路历程。
而中国,无可规避的千年命运,就藏在“赵匡胤时代”的故实中。
来源： 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