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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华桥旧影(1946年11月) |
□ 记者 卢 昱
济南城因泉而生,水巷纵横间,或架几块长宽木板,或铺两三青石板,或堆砌山石。石木无言,却传世有功,形态各异的老桥与泉城的街巷浑然一体,也随着“衣杵家家月”的淳朴民风烙在老济南的记忆里。
在这一份份“独家”记忆中,有那么浓墨重彩的一页,在《老残游记》第二回中如此展开: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价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地)绷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刘鹗的眼和笔,在百年前便引出了旧时鹊华桥的风华。
隐隐飞桥隔野烟
“鹊华桥最初为北宋曾巩任济州太守期间修建,曾巩在任时为百姓除害兴利,还组织疏浚大明湖,并修建了湖周围的七座桥。那时,鹊华桥叫‘百花桥’,到了元代才改称鹊华。古时鹊华桥是单孔拱形石桥,青石砌筑,桥墩和挡墙都是大块石,桥面是大石板横铺。”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姜波介绍道。
昔日从百花洲乘小舟出鹊华桥,烟波浩渺的大明湖使人豁然开朗。原路返回时,景色顿为收敛,瓦舍青青、垂柳拂岸,使人们回到小桥流水人家的幽静。“从园林美学上来看,鹊华桥一桥系两处佳景,巧妙地利用了借景障景的手法。”姜波分析道。
鹊华桥高逾数丈,居其上向北眺望:近处明湖荷柳争辉,远处鹊华二山遥遥相对,田野平畴,房屋茅舍,皆朦胧隐现于烟雨之中。古人称此景为“鹊华烟雨”,宋元时期大书画家赵孟頫据此景作“鹊华秋色图”,传到清代为宫廷收藏。
此画也牵出一桩围绕乾隆帝的民间传说。南巡的皇帝登上鹊华桥,忽然想起宫中珍藏“鹊华秋色图”,便立马派人去取。画图到手后,乾隆对画观景,看景品画,诗兴大发作诗曰:大明岂是银河畔,何事居然驾鹊桥。秋月春风初较量,白榆应让柳千条。
由鹊华桥联想到银河、鹊桥、牛郎织女,皇帝发出眼前景色比银河还美的感叹。而事有凑巧,传说他吟罢此诗,京师传来皇后病故的邸报。乾隆悲伤之余大为懊恼,认为是自己的诗带来不吉,应了牛郎、织女的传说。三年后再来济南时,他怕独立小桥风满袖,再也不肯登鹊华桥,同时还写了一首悲切凄婉的诗:“大明湖已是银河,鹊架桥成不再过。付尔东风两行泪,为添北渚几分波。”
皇帝不登桥,才子们却爱这隐隐飞桥隔野烟的美景。旧时鹊华桥西靠文庙和贡院,少不了文人才子的光顾,“舟系绿杨堤,鹊华桥上望；齐洲九点烟,了了明湖上”“为爱鹊华风光好,石栏杆上坐吹箫”等佳句也由此流传。
著名作家臧克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山东处在张宗昌的淫威之下,年轻学生为黑暗社会感到悲愤,也学起古时文人的排解之道。“初秋黄昏,我们几个携一瓶洒,踏过鹊华桥,踱到大明湖畔,连价钱也不讲,跳上一只小船,嘱咐舟子,往幽静处划……暗空无月,寒星闪闪,静夜冷清,孤舟湖心。这时,我们心情自由舒畅,好似置身自己的天地。于是一面饮酒,一面狂吼,有时发出几声高歌,声裂如磐之夜。”臧克家如是回忆求学时的岁月。
当时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济南的一个革命阵地,同时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吸收与传播的站口,但也兼容并包一些守旧教师。臧克家的国文老师反对白话文、白话诗,秉持“白话诗,直口白说,我一天可以作几十首”的理念。有学生激将,请老师作首诗试试,该老师不加思索,出口成章:“鹊华桥上望望,大明湖上逛逛,掉下去湿了衣裳,拾起来晾晾。”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明湖居里好茶棚
《老残游记》中写道:“到了鹊华桥,才觉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担子的,也有推小车子的,也有坐二人抬小蓝呢轿子的。轿子后面,一个跟班的戴个红缨帽子,膀子底下夹个护书,拼命价奔,一面用手中擦汗,一面低着头跑。”
老残从鹊华桥往南,在街旁墙上看到贴着的“说鼓书”,还特别注明“二十四日明湖居”。为到明湖居听书,挑担子的人连生意都不做了,铺子里柜台上的人也请假。到了旅店高升店,茶房向老残介绍,说鼓书的王小玉是天生的怪物,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她唱书,无不神魂颠倒,一点钟开唱,若到十点钟去,便没有座位的。
这一系列铺垫为“明湖居听书”推波助澜,而白妞黑妞说书时珠落玉盘的技艺也由此广为人知。据济南文史研究者王军介绍,历史上真有其人,白妞名叫王小玉,黑妞是其妹妹,也是徒弟。而最早凭借说鼓书闯入济南府的,是著名女艺人郭大妮。据清《历下志游》记载:“郭大妮……唱曲抑扬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凡座上客,罔不称赏。”
郭大妮在济南从艺生涯中最大的贡献,便是创建了明湖居。《老残游记》中记述,当年明湖居的规模很大,有100多张大方桌,兼作茶园,开场前后卖些茶水和茶点。当年曾有人赋诗描绘道:数树垂柳一水横,明湖居里好茶棚。相逢尽是江南客,乡语听来分外清。诗下备注,鹊华桥下有茶室,榜日“明湖居”,竹篱茅舍,绿水垂杨,颇有清趣,江浙人每于此品茶。
晚清至民国初年,明湖居一度座无虚席。抗战前夕,随着商埠一带新型书场、戏院的兴起,明湖居经营日渐清淡,后逐渐荒弃。而郭大妮的命运也同明湖居一样,光绪二年(1876年)的千佛山庙会上,她曾极尽所长,连唱三天,作为告别艺术生涯的绝唱。《历下志游》如是描述当时的情景,“立而观者几天无余地,识与不识,鲜不欣欣然称大快”。演出结束后不到一个月,郭大妮便弃艺出嫁。婚后的郭大妮如“生死杨花水上萍”,不到十年竟沦落而死。
“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在《负暄三话》一书中回忆起1956年冬天,在济南寻《老残游记》旧迹的故事:明湖居是已经消亡,问湖附近住的一位老者,说就在鹊华桥之西,湖边,坐南面北,棚式的简陋房,早拆了。高升店,书中说在小布政司街……费很大力,幸而天不尽收遗老,终于问到……门户、房舍都依旧,只是改为某单位的宿舍。
潇洒粗衣莫轻视
明时,人们在鹊华桥西,修建了一座“烟雨亭”,大概是提醒人们若不能亲往北面鹊华二山寻幽探胜,则可在桥上以远眺代之。而在桥东,元代便建有天心水面亭。明建文时,朱棣重兵围攻济南,三个月不克,只好绕过济南,继续南下。济南解围之后,山东参政铁铉曾在此亭设宴,犒劳将士,激发忠义。
而在清末,鹊华桥一带也曾有设宴犒军一事,只是内容却变了模样。宣统二年(1910年)4月,当时在陆军第一混成协任职的冯玉祥收到邀请,前往山东参观新军编制第五镇的检阅。
“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弄样子而已。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如是分析。
更让冯玉祥感到可恨的是,参谋处和军务处的总办,虽然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
所谓的检阅跟赶鸭子一样匆匆结束。适逢端午节,山东巡抚趁机在大明湖宴请参观检阅的来宾。这天,鹊华桥头冠盖云集,武将们的肩章戎服在日光下闪闪发光。而冯玉祥则穿着一件灰粗布大褂,用一块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辫子盘在上面,一个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刚走到大门口,两个戴着红缨帽的差役走上来,把他看成是前来逛湖的“掌柜的”,喝令他到一边去蹲着。
直到有人认出是冯玉祥,这才请他入席……走到宴会厅,里面几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有冯玉祥一个,再不济也着一件丝绸大褂。“人凭衣服马凭鞍”,冯玉祥知道这个“万金油”的道理,他却没有为此改变。下了鹊华桥,一直到他晚年,一年四季穿一身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脚穿土布鞋,一身乡土的打扮。即使任南京军政部部长时,月薪八百,公费一千元,他只要二百,其余的捐给图书馆。
来源： 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