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时报》见习记者  周頔  

1979年开始到1986年基本结束的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在中国史无前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如此大规模地名普查的国家。在这次普查中，究竟有过怎样的故事？记者找到了四位曾经亲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老同志，请他们将当年的经历娓娓道来。

       藏语地区获国家支撑

原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赵殿国，当时主要负责全国地名普查的统筹工作。他告诉记者，当时进展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西部的藏语地区，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川西的甘孜、阿坝两自治州，这也是他重点关注的地区。

青海的普查试点定于共和县，两个月里还要培训藏族干部。赵殿国他们下榻的县招待所，只能用“一间土房，几张板床”形容，大冷天也要忍受虱子、跳骚的袭扰，想喝上开水都不容易。在青藏高原上，把洗好的衣服晾到屋外，虱子倒是冻死了，可第二天自己如同穿上一件“冰衣”。每天和吃苦耐劳的藏族干部在一起，赵殿国他们没有抱怨，更没有退缩。

川西的藏族地区，山高水疾，地名普查充满艰辛与险阻。一次前往大渡河边的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考察工作，几次都是车轮擦着悬崖边而过，此情此景让赵殿国今天说起来还心有余悸：“车窗外就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谷”。在途中，由于路边厕所过于简陋，同行的小伙子入内不慎摔倒，弄得大家手忙脚乱好不狼狈。“那个年代，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我是当兵出身，只想着一定要干好！”

由于地方财力薄弱，人才奇缺，以致西藏地名普查迟迟不能开展。经中国地名委员会派赵殿国、陈根良、商伟凡两次进藏联系，最终商请中央财政特批专项经费支持，并组织辽宁、吉林两省专业队伍进藏，与当地结合进行地名普查。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辽宁普查队在工作时发生翻车事故，一名队员经抢救无效牺牲，参与善后的赵殿国对此印象非常深。尽管物质条件捉襟见肘，但还是以完成援藏任务为全国地名普查画上句号。

20多年过去，赵殿国已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司长岗位上退休，至今谈起青藏地名普查还是感慨万端：青藏地区第一次完整的被国家地名信息系统覆盖，自己为此承受过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

普查严谨有序

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名研究所研究员商伟凡，1982年1月毕业于河南大学地理系，被分配到洛阳地区行署地名办公室，当即投入地名普查的后期工作——对所属14县、2市的普查成果进行复查验收。由于地区一级人手不足，每次都吸收一些县市专业人员参加。三五天里，地、县两级业务人员会聚被验收县市，同吃、同住、同工作，紧张、严肃却也其乐融融。

所谓“普查成果”，即以县市（区）为单位的图（地名图）、文（地理实体概况）、表（地名录）、卡（地名卡片）四项。其中，“图”、“表”包括全部地名，“卡”用于较重要地名，“文”用于重要地名。验收的基本方式为四项成果相互对照，内容的任何不一致都要责成修正甚至返工。限于当时条件，除500—2500字一篇的“文”为打字、油印外，图、表、卡都是手工标注或抄写，连复印的想法都不可能有。

商伟凡回忆说，那个年代，人们穿得朴素，吃得简单，每月几十元收入，然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却那么强烈。在一线普查的同志，有退休干部、教师，有刚毕业的学生，无论跋山涉水、走村过庄，经常是挎包里揣上馒头、咸菜，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一个县普查地名少则数千、多者上万，我所看到的图、表、卡无不是一笔一划工整书写，偶有错处便用小刀轻轻刮去，通篇乃至全卷见不到任何涂抹。

每逢前往伏牛山腹地的卢氏、栾川检查工作，商伟凡从洛阳乘长途汽车要颠簸七八个小时（几乎是“朝发夕至”），中午在路边买烧饼、面条充饥，遇严寒酷暑也是如此。他调到中国地名委员会后，才知道新疆的地名普查更辛苦：自治区地名办的同志开车去某地，一条公路伸向似无尽头的远方，沿途看不见村落、行车和路人，天黑在岔路口不知所措，好不容易等来个骑毛驴的老乡，问路还语言不通……

前几年，商伟凡担任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的专家组长，对比今昔深有感慨：时隔30年，变化大的地名主要在人文类、在城镇，前一次普查成果依然是第二次普查的重要基础和平台。今天的专业水平、科技手段、物质保障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但愿还能传承老一代地名普查人员的工作精神……

发现徐福故里

      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除西藏、青海之外，中央未下拨专项经费，各地都是同级政府主持，组织模式为：以政府负责人牵头，相关各部门负责人组成普查领导小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各级地名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普查第一线的县市（区）更是搜罗本地的“文化人”（测绘、文史、地理、方志等），充当普查队伍的业务骨干。

      江苏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沈正平，当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江苏省地名普查的。在他的回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也是当时地名普查的得意之笔，就是跟随罗其湘等发现、印证了“徐福故里”——

苏北连云港市的赣榆县，滨临黄海，战国时为齐地，秦属琅琊郡。1982年6月，罗其湘、沈正平正在这里进行地名普查，发现县城以北的金山公社（今金山镇）有个自然村叫“徐阜”。据当地人说，该村原名“徐福”，直到明、清时还这样称呼。如此一说，令人不由想起受秦始皇派遣跨海求仙的方士“徐福”。莫非这个不起眼的滨海村落，跟当年的徐福有什么瓜葛？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巡至此，令徐福为其入海求取仙药。于是，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和一些技工、武士出航，且一去不返。徐福在日本被尊为神，有说日本人即徐福一行的后代，那里有“徐福墓”。经罗其湘等多方查证（包括出土文物考察），认定今天的徐阜村即为徐福故里，并恢复“徐福村”的旧称。

“徐福故里”的发现，历史意义、文化价值非同寻常，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研究贡献突出。当然，这只是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副产品”的典型，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意外收获”。

     挖出历史文化瑰宝

   30多年过去，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参与者至少也已年过半百，而一直坚守在地名工作第一线的更是少而又少，山西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女处长石荣就是难得的一个。

石荣告诉记者，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前夕，她刚从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二话不说就被分配到山西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在她看来，这个岗位非但不陌生，还有轻车熟路之感，得益于上学期间参加了国家测绘科学研究所的蒙、维、藏语地名调查。

在地名普查过程中，石荣和同事们发现：县名“灵丘”的“丘”，当地一直沿用旧写法“邱”，与其名称来历已不般配：其境于西汉初设县，因战国时赵国第六代国君、“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葬此而得名。邱，古与“丘”通用，但现代基本用于姓氏，在此还是使用现代仍指称坟墓的“丘”贴切。经普查后期的标准化处理，“灵丘”才得到真正规范。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0月在地名普查中发现残缺的大型石刻造像——“西山大佛”。它位于太原市区西南的蒙山北峰，开凿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63米；比唐开元元年（713年）开凿的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低8米。据此，西山大佛论年代为世界第一，论高度为世界第二，自元末起湮没六百余年的中华民族瑰宝重见天日并得以修复。

眼下，石荣正在筹划在本省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把一生参加两次全国地名普查看作更为难得的机遇与殊荣，尽管她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集合号吹响之际，四位亲历者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感受回忆着30年前的故事，以期纪念先驱、启迪后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记者被老一辈地名工作者的忠贞与热忱打动，深信只要祖国一声召唤，他们还会义无反顾地奔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第一线，象当年20多岁时一样……                                                                           原载2014年5月1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